家谱寻宗 重建家风的坐标
对家庭、家族的信仰，是中国人的精神特征，也是民族的文化特...
家谱寻宗 重建家风的坐标
对家庭、家族的信仰，是中国人的精神特征，也是民族的文化特质
文/山旭
中国人的完美世界从来不在天国，而在家庭。
如辜鸿铭所称，在中国“真正与别的国家的教会宗教里的教会相应的真正组织——是家庭”，而且“在中国的国家信仰里面，让人、让中国的普通大众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启示之源，真正的动力是‘对父母的爱’。基督教教会宗教的教会，说：‘爱基督。’”
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说：“家世信仰之至深且固，不易湔除，有如是者。明乎此义，始可与言吾国中古文化史也。”
类似的意思，在国家领导人的话语体系中，则表述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虽然历经革命与立新，但即使在传统文化最低谷的时期，对于家庭和家风的信仰仍存在于中国人的内心底层。
如今，在物质极大丰富之后，对家庭、家族的信仰，作为中国人独一无二的精神特征而再度得以申张和发扬，并彰显为民族的文化特质之一。
然而传统中国社会以伦理和家风——它在很多时候直接表现为家族法——维系，其社会基础是宗族式家庭。如学者余世存所形容，当下中国的“家”已经从传统四世同堂演变成二世或一世家庭。
至于陈寅恪所称赞的“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第一，当今世界已无“士族”“家族”根基，其次，经过数十年西学东渐、国家变化，也很难有“学业之因袭”。
于今日中国生成现代家风，既是情非得已，亦是情势使然。
现代家风，必然无法脱离中国传统的家族、家风。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复苏的一个表现，就是渐渐地重新燃起了对家族的认同。千百万人奔波于华夏各地，联络宗亲。
这种文化认同，是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之外建立的新身份认同。它又与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链接，完整构成了一个中国人自大而小、由国到家的坐标系。
在中国，没有一部家谱不会牵连国运兴衰、不以大时代变迁为背景；也没有一部正在编修的家谱，会忽略祖先在国运中的角色。
中国已不太可能再回到以庞大家族为基础的社会，中国人重建家风之路也还很漫长——仅仅20多年前，作为家族、家风基础的家谱，还是一种禁忌。
及至今天，中国人对于家谱的认识仍然模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可能还是富庶者或名门望族的专享。
而寻根者却似乎已在追寻与恢复家谱的艰难之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
不过，现代国家毕竟将法律和科学、公共教育等作为治理基础，家族与家风则归结至“家教”范畴，成为现代国家国民养成的重要途径。至于在传统文化中向无多言的“自由”、“平等”等观点，则需要在现代家风的形成过程中被更多强调。
此身何处来
死亡，是摆在寻谱人面前的生命常态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王斯璇 记者郑秋轶/山西太原 北京 山东新城报道
甯长占倒下的瞬间，世界仿佛静止了。慌忙喂药的老伴，乱作一团的人群，身下被刨得凌乱的泥泞雪地，一切都远得不切实际。只有眼前这村碑，他死死盯着、死死盯着，再也离不开。
上书：“明末甯姓由小云南迁至小皂，后老大、老三、老五、老六四兄弟迁此，取名大甯村。”
甯长占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起这一幕：“那一刻，我死而无憾。”
作为中国民间修谱人中的一位，甯长占在2003年挖出了关系祖先迁移的关键证据：被埋在地下的村碑。
那年刚刚60岁的甯长占老泪纵横，难掩激动，心脏病复发，当场晕厥。
人子知分晓，此身何处来。
多少修谱人，仍走在寻根路上。
家族的执念
甯长占永远不会忘记那“神圣的一夜”。
2005年，春节前的冬夜，黄帝陵的出山路黑漆漆的，只有手电筒一束孤零零的光柱，寒风卷着枯叶呼啸而过，两侧的高大松柏骤然作响，一片肃穆。
心脏不好的甯长占再次心跳过速，强忍着脚被磨破的痛楚，和老伴牵着手，沿着山路一步一步走向几公里外的黄陵县县城。
下午3点半，两人从1600公里外的辽宁营口赶来。为了第二天一早赶去云贵，甯长占拿着介绍信和身份证，恳求景区管理人员允许他们进入。
此行的目的，一是为了搜集此处有关先祖的碑文，二是“身为炎黄子孙”拜谒黄帝始祖。
黄帝陵前，甯长占虔诚跪拜，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修家谱的夙愿。老伴打着手电，他把碑文资料用相机一一拍下来。
无车、无人，晚10点回到县城……这不过是甯长占近50年寻根历程的一个情景。临走时，甯长占带了一抔黄土，陪伴他走过漫漫寻根路。“这是给我自己的，更是给整个家族的。”
甯长占对于家族的兴趣，源自儿时听到的始迁祖甯九德的故事。
清顺治八年，山东天灾连绵，甯九德担里挑着儿女、背上伏着双亲，一路经过济南、天津、锦州，逃荒至辽宁营口。
甯长占修谱以前，这些故事只在甯氏一族中口耳相传。
“我家的家谱早已失传。”这使始迁祖那段搭窝棚居住、给人扛活赚钱、和鸡鸭同用同喝坑塘脏水的艰难岁月，在不同族亲的讲述中变得支离破碎。而且，甯长占这辈还耳熟能详，后代已难言完整。
“当初始迁祖为了活命那么拼死拼活，你们年轻一代却一问三不知！”甯长占眼中开天辟地般的祖先迁移故事，就要这么被岁月遗忘了。“这本是我们老甯家的精神，子子孙孙就应该延续下去。”
然而，与这个宏大愿望相比，更现实的是，那时占全村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甯氏一族虽然称兄道弟，但辈分混乱，更道不清谁近谁远。
对于山西平原的辛存寿来说，修谱本身就是家族精神的传承：对祖先的敬重，对家族的尊重和传续。修家谱的执念，也被辛存寿认为是从爷爷那里传下的最大财富。
“我家上一个家谱是1941年修的，修谱的人全都不在了，谱里记载的人现在最小的也已经70多岁了。”他对本刊记者说，上世纪30年代，祖父辛兆仁联合村中最有文化的长者辛在勤，用两年农闲时间早出晚归，补上了辛氏中断的80年。
那一代的家谱主要从碑文中找线索。
山西的冬天漫长、寒冷、干凛。秋收结束，辛兆仁拎着水壶出门抄碑，“碑文上都是土，你爷爷得用水一点一点擦干净，再抄下来。他能认识多少字？那就描嘛。一直要抄到清明前。”奶奶摩搓着双手，不知给儿时的辛存寿讲了多少遍。
“我父亲一度也想延续家谱，但只读过四年书，实在无力胜任。”辛存寿说，“我开始修谱时，我爸还活着，也帮我张罗统计人数、找资料、校稿子。他死前家谱虽未付印，但初稿已基本成型，他都参与了、见证了，非常满意。”
修谱源自一次偶然的回乡聚会，辛存寿和辛在勤的孙女对于修谱的想法一拍即合，“既然爷爷做过同样的好事，这个责任就由我承担下来。”于是2001年他开始行动，“作为孙辈的我们继续来做修谱这件事，这种执著是一脉相承的。”
“像个地下工作者”
同样是修谱人，山东新城的王毓棠一直致力于家族仕宦史的考证。他曾整理出一本《新城王氏仕宦录》：“考取功名的有1000多人，文武进士都有。”
王毓棠的直系先祖是王象兑。传说，他任陕西米脂县令时，李自成任该县捕快。因办事不力，李被王象兑杖责。李顿足长吁，堂瓦骤落。王象兑叹道，李非碌碌之辈！于是告老乡里。李自成起义后，下任知县被割头祭旗。
“这一传说一直在王氏家族中流传，但未见文字记载。”王毓棠觉得，历史的神奇之处在于，“如果李自成杀了先祖王象兑，就没有我了。”
还有五朝元老、官至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的王象乾，“曾与张居正、袁崇焕同朝为官。《聊斋》中的《大司马》也是王象乾的故事。其正史上却鲜有记载。”王毓棠告诉本刊记者，核实这些祖先为官的身份并非唯一目的，他们为官的政绩与造福一方、载入国家的历史，希望可借以引导族人。
相较王毓棠和其他人，甯长占是中国民间修谱人中行动的先锋。
立志捋清家史的举动始自上世纪60年代末。30岁的甯长占在先祖甯九德墓前明志：尽毕生精力，编写辽南甯氏家谱，以敬祖先。
彼时特定的社会氛围中，甯长占开始悄悄寻访。周末独自一人骑车百里，在附近几个县挨家挨户拜访甯姓后代。
“你太爷爷、爷爷都是做什么工作的？”相熟人家和他偷偷聊上几句，但稍微谨慎一点的，立刻变了脸色，默不作声开门送客。
家里人更害怕受牵连，甚至阻止甯长占出门。
“像个地下工作者。”甯长占如此形容。
那时他调查目的很简单——先找到老家谱，这样一切就都有了参照。
在“破四旧”的冲击中，不懈努力了两年，甯长占终于在近村一户人家得到了被“保密”的老谱——清光绪25年抄录的两本甯氏“宗祠书”，本支系始迁祖甯九德迁移东北后尚存的唯一书证。
看到后却如冷水浇头，“只是一个最简单的世系表，七八代人名，没有任何具体记载，还是残缺不全的。”他回忆。
“家谱记载了家族的历史，有了家谱才能讲清本族源流，才知根脉所处之地。”甯长占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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