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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丰家谱设计《道光仪征县志》刊刻行世已是道光三十年（1850）事，距事发时隔近80年，记时是否可靠，都未得最具说服力的验证。
今见两淮巡盐御史李质颖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二月二十九日奏章，使我们知道发生火灾的原委和准确的日期。李质颖奏道：他自京返任，十二月二十一日行至甘泉县境时，接到仪征批验所大使许执中禀报：十二月十九日戌刻（晚7时至9时），仪征县沙漫洲江边盐船失火。李质颖闻报立即驰往事故现场，见地方文武员弁率领兵役一时并至，竭力补救，方能熄灭。将失火时间说得很清楚，从中也打探到大火已烧了两日，尚未扑灭。该奏章的明示，一切疑窦顿消，发生火灾的时间，《道光仪征县志》所载属实，可见该志的顾问阮元、主纂刘文淇，皆是扬州学派人物，一为领袖、一为晚期中坚分子，他们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查询了有关档案，保证了准确性。至于汪中文中之误，可能出在传抄者及刻印时的笔误。
该奏章不但以第一手史料解决了汪中千古奇文的系时问题，更有价值的是下文，即汇报善后处理情况，相应的火警真相也浮出水面，使这一史实有一足资佐证的文献资料。汇报内容：一是委派署泰州运判严东飞赴仪征会同署淮南监掣同知张世骏，共同查勘火灾，将查勘结果汇总于盐运使郑大进，拟成报告。
二是火灾的具体情况：“该洲[沙漫洲]三面环江，为空重盐船聚集之处。十二月十九日，东南风甚大，船只难以开行，悉倚洲停泊，因风急浪涌，各船锚缆桩橛互相联结，惟期坚固，以御风涛。是日有民载柴船一只，亦因风大难行，傍田朝盛盐船住泊。初更[晚7时至9时，与上合]时分，柴船失火，适值大风之时，火焰猛烈，邻船篷板一时齐著。各船当仓猝之际，彼此交结，急切不能撑移，火藉风威，势如席卷。该大使暨问武员弁督率兵役，将未烧各船斩断锚缆，方得解开。被烧船六十三只，余俱无恙。其起火之柴船，质讯埠头暨在事救火人等，咸称我等前来奔救时，见盐船火焰甚炽，柴船泊在大船梢傍，业已烧至八九，因大船阻隔，无路可救，顷刻人船俱烬，实不知是何处人。其田朝盛船户亦已烧毙。”
三是侦察有无挟嫌纵火情事。曾传讯同时被烧船户到案，彼等俱系受害者，决不会隐瞒纵火者，有关起火缘由如前述，请免置议。
四是检查各船损失情况。将桅封印簿逐一查对，共65100引，俱系完纳课项，有合法手续运发各口岸之盐，请照例补运，以济民食。其各船引目除救存外，共焚失12983道，亦请循例咨部立案，谨将焚失盐数并商名引目造册，出具印结呈送。烧毙者现以殓埋，受伤者给予抚恤金，不致流离失所。
五是针对淮南批验所大使许执中不能先事防范，致令焚毁多船，虽据查在场补救，究属疏防，应请交部议处。
这段史实得到证实和弥补。至于汪中文说坏船130艘，焚及溺死1400人，与奏章中所说烧船63艘，虽说法不一致，尚无大矛盾。汪中说是“坏”，奏章报“烧毁”而未报受火损坏而未毁船，虽有瞒报之嫌，大体相符。关键处是奏章未报焚及溺死的人数，实有隐瞒的用心，清廷似乎也并不关注此事，亦见视民命如草芥。
时隔13年，即乾隆四十九年（1784），仪征江口黄泥滩又发生更大的盐船火灾。该年八月十七日辰刻（上午7时至9时），此地有小绳条子船舶于滩边江面，因煮饭失火，殃及各盐船。八月十八日，两淮巡盐御史全德获知淮南监掣同知陈洪绪的禀报，方知上述情况。全德立即查办，于八月二十五日上奏《泊江盐船被火延烧事折》。此折内容：一是八月十七日辰时盐船失火，淮南监掣同知陈洪绪率同知事程廷镜并地方文武官弁极力补救，至申刻（下午3时至5时）方熄。二是火灾情况：先是小船失火，延烧唐廷恒等盐船，经兵役在岸上用斧将各缆砍断有幸得逃脱，其余共烧毁盐船90艘，船上引目等要件皆抢出，惟有陈杰、贺尔杰二船内引目焚毁。所幸事发于白天，人口俱无伤损，惟起火小船人船俱焚，故不知姓名和来历，经严查并无纵火的用心。三是陈洪绪查明被毁盐包实计57464引，陈杰等二船被毁引目计1227道。全德查明被火引盐俱系各商完纳课银，仰恳圣恩，与淹消一例，准许各商买盐补运；被毁引目照例报部备案。四是对涉事盐官的处理意见：“除批验所大使纵翼，六年俸满，循例调验公出外，其淮南监掣同知陈洪绪、委管子盐知事程廷镜虽当即前往扑救，但未能先事预防，应请旨交部议处。”五是汇报泊江盐船尚有97艘，共装盐79800余引，催令风顺即开航。并将存垣盐17000余引，亦令各商速装船开行。
此次盐船火灾事，《嘉庆扬州府志》未收。此件档案揭示了湮没二百余年的火灾真相。此档仅是《清官扬州御档选编》中的一件奏章，就反映出清乾隆年间发生在扬州的一件历史事件，包含着相当的学术容量，就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足资采用的资料。可见《清官扬州御档选编》所收皆值得深入研究，倘若那数千件档案全部出现，会让研究者得到无法想象的惊喜。
清代在扬州刊刻的三部古籍巨著
◇魏怡勤
扬州的刻书印刷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有据可考的唐、宋以至元、明各朝代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到了清代，随着盐商的崛起，经济的繁荣，扬州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之一。其间，与经济和社会相联系的书籍刻印业异军突起，迅猛发展，轰动朝野的《全唐诗》、《佩文韵府》和《全唐文》三部古籍巨著分别于康熙、嘉庆年间在扬州刊刻而成。笔者以最近出版的《清宫扬州御档选编》中有关奏折为线索，借助已出版的其他档案文献，简述三部巨著在扬州的刊刻过程，了解有关君臣及地方官员等为此付出的艰辛以及期间的逸闻轶事。
一
康熙四十四年（1705），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兼任两淮巡盐御史曹寅在扬州创办了一个大规模的编校出版机构———“扬州诗局”，其任务是奉旨校刻《全唐诗》。
《全唐诗》是清朝初年编修的一部汇集唐朝诗歌的集子。全书共九百卷，目录十二卷，共收唐、五代诗近五万首，作者两千多人。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唐诗总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唐代诗歌的繁荣景象。
扬州诗局就设在扬州天宁寺里面。康熙四十四年的三月十九日，“上发《全唐诗》一部，命江宁织造曹寅校刊，以翰林彭定求等九人分校。”曹寅奉旨后，即积极着手筹备，全身心地扑在了校刻《全唐诗》的工作上，从康熙四十四年（1705）以后至次年期间，曹寅所上的奏折很多内容与刊刻《全唐诗》有关。次年四月十六日，玄烨《御制全唐诗序》写成颁发，补刻诗序，冠于书前。曹寅校刊《全唐诗》时精益求精，创造了中国古代雕版印刷上以“软字精校精刻”见长的“康版”风格，把中国雕版印刷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也成为康乾时期独特的文化标志。
据史料称，曹寅要把扬州诗局设在天宁寺里，是因为天宁寺内就驻有巡盐御史的行署，属于两淮巡盐御史的房产，而且十多年前孔尚任曾住在天宁寺东廊待漏馆，扬州诗局设在天宁寺，既不用出去另外找房子，也便于管理，有利于提高校刊《全唐诗》的质量，加快校刊《全唐诗》的速度。
另就开刻时间而言，此前的专家学者形成了一致的认识。据《清宫扬州御档选编》载，曹寅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五月初一日折云：“恭蒙谕旨刊刻《全唐诗集》，命词臣彭定求等九员校刊。臣寅已行文，期于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局……”（《清宫扬州御档选编》第一册二十页）依此，可以看出，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刊刻《全唐诗》书局，但校刊工作并未完全开展。另从其他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到，编校词臣是陆续到位的。先是，闰四月下旬庶吉士俞梅首抵寅署，旋侍讲彭定求，编修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鋐、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瑮等九人亦续至。“又闰四月二十三日有翰林院庶吉士臣俞梅赴臣寅衙门，口传上谕，命臣俞梅就近校刊《全唐诗集》。”七月初一日折云：“奉旨校刊《全唐诗》，翰林彭定求等九员俱于五月内到齐，惟汪士鋐尚未到。”这就是说，五月一日开局时，仅俞梅一人到局；彭定求等陆续于五月内到任；汪士鋐七月一日仍未到局。曹寅于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奏折：“校刊全唐诗，现今镂刻已成者，臣先将唐太宗及高、岑、王、孟肆家刷印，装潢一样贰部进呈。其纸张之厚薄，本头之高下，伏候钦定，俾臣知所遵行。尚有现在装潢数十家，容臣赴京恭谢天恩，赍捧进呈御览。”康熙帝朱批：“知道了。样本都改过发回。”《全唐诗》大规模的刊印工作自此开始，扬州诗局进入刊刻工作的高峰期实际上是在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以后。
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曹寅多次上奏康熙，请示刊刻事宜。康熙四十五年（1706）二月二十八日的奏折说：“又诗局翰林官等，校修唐诗，今年可以竣事。”到了七月初一奏折：“遵旨校刊全唐诗集，目下刊刻只剩五百余页，大约本月内可以刻完，八月内校对错字毕，即可全本进呈。共计有十二套，除春间所进二套外，又校对得六套，谨装订进呈御览，伏求圣训俯鉴错误，指示臣等，使得刊改归正，以成一代之书。再，众翰林同臣公具一折，敬求御制诗序，阐奖唐贤，昭垂万世，使间气英灵，永传不朽。臣等草形蚁质，亦获挂名其间，已列衔具公本叩求。”康熙帝朱批：“刻的书甚好，等细细看完序文，完时即打发去。”至此，《全唐诗》的校刻工作已接近尾声。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奏折：“今有刻对完全唐诗九十套，进呈御览。其余俱已刻完，月内对完，即行刷印进呈，合并奏闻。” 《进全唐诗表》说：“于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书成，谨装潢成帙，进呈圣览者。”康熙四十六年（1707）四月十六日，康熙《御制全唐诗序》写成颁发，补刻诗序，冠式书前。《全唐诗》的刊印工作即全部结束。今本《全唐诗》九百卷计九千八百十四页，除去先前所试刻少部分外，平均每月刊刻在一千页以上，这个速度在雕版印刷时代是相当快的。
从奏折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全唐诗》异常重视写刻质量。曹寅上奏康熙时说：“臣细计书写之人，一样笔迹者甚是难得，仅择其相近者，令其习成一家，再为缮写，因此迟误，一年之间恐不能竣工。”当时正流行软字精刻风尚，曹寅于康熙四十四年七月专门召集文人训练名手缮写和雕刻《全唐诗》，《全唐诗》字体借鉴欧体、赵体风格，秀丽、俊逸且九百卷前后字体几近一致，因为字体风格独特、印刷精美、校勘谨严，也为其成为清代雕版史上的典范之作奠定基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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