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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仓区文化部门对家谱修编的指示向上流动的阻力之大，使其大部分只能使将自己看作“想象中的城里人”。
与“边际人”相对应的是“双面人”，在这种情况下，流动儿童并没有刻意的排斥原隶属群体，同时也愿意与城里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成为其中的一员。
“自己有点像个城市人，种田种菜的才是农民。”
“被人知道自己是农村来的话，会笑的”
“城市人和农村人吵架，认为城市人不好，欺负人。”
“我觉得城里人和农村人差别不大，生活方式，穿着大多相同。”
“我觉得衣着讲究，说话文雅，有城市户口的人才算城里人，而农民则朴素、粗鲁、勤劳、热情。”
访谈中，笔者感到，“双面人”的定位是不稳定的，可以理解为处于社会化阶段，儿童认知的不成熟，但更多的原因却是流动儿童无法在短期内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当地居民的态度是流动儿童自我定位的另一个主要方面。在“当您说‘我自己是南京人’时，您觉得南京人会同意您的说法吗？”题中，有62.9%的学生回答不知道，27.1%的认为不会同意，只有10.0%的认为城市居民会同意。大部分的流动儿童几乎没有和城市居民打过交道，所以不清楚城市居民对其的态度。与城市群体互动接触的缺失，直接影响着流动儿童自我意识的形成。
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环境、自身的生活经历的不断变化，流动儿童有关身份的自我定位会不断发生变化。Waters中提出，许多流动失败的人们会转向对主体社会的仇视，加强了对自己群体传统的忠诚，变得积极主动地保持着他们群体特征的亚群体，并防止其他人发生同化[11]。所以他们的身份定位也可以部分的理解为自身城市人身份的定位在受到其他人的否定时，转向自己的原隶属群体，变为更加积极主动地维护本群体的文化与价值。
面对不断变化的身份意识，有必要了解可能发生的行为取向，这对于有效预防和引导影响流动儿童自身发展及社会稳定的各种失范行为有着积极的意义。
五、结论：可能的行动取向
身份意识对于个人行为的作用体现为，具有不同身份意识的流动儿童可能有着不同的行为取向，从而对于整个社会也有着不同的意义与影响。
（1）“双面人”——和平相处，各自发展。可以说，这是最希望出现的身份意识，但是前提是社会环境能够促使这种身份认定稳定。笔者发现，流动儿童倾向于与城市居民建立良好的关系，希望实现身份的顺利转变，最终成为城市人。可以说，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双面人”的身份意识是流动儿童健康社会化的正常过渡，社会良性运行的稳定因素。
（2）农村人——对城市产生排斥，仇视城市，强烈的剥夺感。我们已经知道，将自己定位于农村人的流动儿童，有可能是在积极主动地融入主流城市社会时受阻，而转向更加坚守原隶属群体，进而贬低城市群体的文化、价值观念与行为作为补偿。从这方面来考虑，这部分流动儿童可能受阻后产生强烈的剥夺感，进而仇视城市、仇视社会；行为中也可能过多的带有攻击性，长期定居城市，却不能获得自己渴望的身份，这部分群体成为整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3）城市人——积极的接受城市社会化，融入城市社会。这部分流动儿童已经在心理上做好了接受城市社会化的心理准备，希望成为城市成员。笔者认为，这种身份意识是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因素。但是在当今的环境中，这种主动接受城市社会化的强烈愿望，如果遭遇城市居民的否定或是客观上不存在其实现转变的条件时，反应是最为强烈的，甚至在短时间内对自身与社会的危害性要大于一直排斥城市的流动儿童。
（４）“边际人”——茫然、不知所措、行为失范。游离于城乡身份之间的流动儿童，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地位。特别是未成年儿童，本身认知能力不健全，不仅需要父母的监管，更需要一定的社会角色（起着榜样的作用）来辅助其完成社会化。失范行为是由于暂时失去行为规范，这部分“没有身份”的流动儿童没有相对应的行为规范遵循，因此也成为失范行为发生较多的不稳定人群。
可以看出，贝瑞的文化适应模式也不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两个群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农村人处于劣势，而城里人却有着先赋的优越感。笔者认为，随着身份意识的变化发展，行为取向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这四种行为取向不是固定的。我们尤其要关注影响社会整合与稳定的行为取向，即农村人、“边际人”、融入城市受阻的城市人身份定位的行为取向。
参考文献：
[1]段成荣,周皓.北京市流动儿童少年状况分析[J]. 人口与经济 , 2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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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5]李培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J].社会,2005(1).
[6]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M].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7]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高雯蕾.转型期北京中下阶层市民的社会认同问题[J].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 2006(2).
[9]赵志裕,温静,谭俭邦.社会认同的基本心理历程——香港回归中国的研究范例[J].社会学研究，2005(5).
[10]J.BERRY, U.KIM, T.MINDE,D.MOK，Comparative studies of acculturative stress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87 ,3.
[11]M.WATERS. Ethnic and racial identities of second-generation black immigrant in New York city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94,4 .
[12]比拉.在跨国环境中建构社会认同:墨—美边境案例[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0(1).
[13]王毅杰,倪云鸽.流动农民社会认同现状探析[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2).
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关注失地农民的生存保障
俞 萍[俞萍 重庆工商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重庆 400020
]
(重庆工商大学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重庆400020)
[摘要] 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耕地转变为非农建设用地。由于行政占用的征地制度缺陷和征地补偿分配中监督缺席等问题，导致部分农民陷于失地、失业、难创业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改革现行征地制度，建立征地保障机制，因地制宜、多形式、多渠道的为失地农民提供长期稳定的生活基础，以实现让农民公平地分享城市化发展的社会成果。
[关键词] 关注 失地农民 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大提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城乡统筹”就是要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为农村经济发展开拓新空间，为农民增收开辟新途径，提高我国农业的竞争力。因此，加快城市化发展，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逐步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良性互动，显得尤为迫切。
众所周知，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为了完成工业化的积累，走了一条依靠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分割政策，结果导致大量人口滞留农村，延误了我国城市化进程。近几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准已经有了大幅的提升，应该说，农民离开土地不仅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破解瓶颈、拓展空间，而且也符合农民的利益。但现实中不少农民却不情愿，有的甚至十分反对，因征地纠纷引发的上访已经成为很多政府部门信访量中的大头，好事办糟的状况值得认真研究总结。
一、土地被征：农民陷于生存危机
城市化推进改变着中国土地上千百年来不变的生产方式，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也就是说将有5450万亩耕地由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与此相应的是将有更多的农民失去赖以生存和养老的根本——土地。
农民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最根本的生存基础。失地农民向非农就业转移过程中，除少数人能利用城区发展带来的商机经商办企业外，大多数失地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普遍很低，在土地以外的其它工作岗位竞争中均处于劣势，难以找到新的就业机会，特别是40岁以上的劳动力尤为突出，陷于一种失地、失业、难创业的境地。
从总体情况看，土地被征用后，失地农民的收入水平呈总体下降趋势。除原来少数以二、三产业为主的农户收入变化不明显外，其他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因劳动力就业转移和家庭产业转移没有得到尽快解决，收入明显下降。而生活消费支出却有所增长，因为失地后什么都得花钱买，消费中商品性消费比重增大。
有的失地农民对今后的生活缺乏长远打算，表现出听天由命的低落情绪。笔者在个案和问卷调查时发现，即便是失地后转为城市户口、并纳入城市低保的“农转非”人口中，仍有58.6%的人感觉农转非后生活水平出现下降或大大下降。[ 作者2003年在重庆城郊地区对失地农民抽样调查的结果]这些人以前都是城郊人口，由于有土地，自己吃的可以自己种，最主要的是种蔬菜每年都有一笔可观的收入。一位村民说：“以前我一亩地一季空心菜就有1万多元的收入，现在一分地都没有了，就换来1万多元的补偿金，省吃俭用又能维持多久，孩子上学、碰到生病，几下花光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尽管农民失去了土地，但是许多地区并未因此把他们当作市民，失地农民大都没有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未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一旦补偿金用完了，基本生活费就没有来源。至于孩子念书的学费、老人生病治疗就更无法支付了。
更要紧的是，失地造成的贫困会直接影响到他们下一代的发展。失地农民深感自身素质差找不到稳定的职业，所以大多数贫困家庭都把脱贫致富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即使家庭再贫，凡客家谱网（http://www.fankhome.com/），作为国内最专业的“陈仓区文化部门对家谱修编的指示”公司，选择凡客，等于选择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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