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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滨区文化部门对家谱修编的指示认为城市儿童比隶属群体优越，所以给出的答案可以看作主观上对自己的所属群体的抬升；第三，意识到彼此存在差异，认为城市儿童优越于隶属群体，并想成为城市群体成员，所以有意识地拉进与城市儿童的距离。
在“不一样”中，看到更多的是社会原因造成的不平等，以及互相排斥的社会关系与态度。大部分的流动儿童也已经认识到了这种社会性差异，28.6%的认为是户口因素，17.9%的认为是经济状况，17.9%的认为是借读费。制度上的差异性划分，不仅成为了流动农民发展的障碍，而且使得流动儿童也逐渐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10.7%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同的原因是由于城市儿童的歧视，另有10.7%的被调查者认为城市儿童的陋习使得彼此之间的不同。笔者认为，歧视与陋习之间可能存在如下的联系：
优势群体 劣势群体
对流动儿童的歧视
认为城市儿童存在陋习
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儿童对流动儿童的歧视使得流动儿童进一步意识到自己与对方的差别，同时认为城市儿童存在陋习如骂人、娇生惯养等足以降低对方地位的特征。或者说，这是流动儿童在不得不承认彼此差异基础上的一种主动的反映，目的是降低参照群体的地位以满足自己的自尊和心理平衡[9]。
四、可能的自我定位
在与参照群体比较中，既明确了自己的隶属群体也反映了他们渴望加入的群体。多数民工学校的流动儿童还是将同处于民工学校的同伴作为自己的隶属群体。同时在他们眼中，流动儿童这个概念已经分化，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更像城市儿童的流动儿童”。可以说，外在社会制度、社会阶层不但影响着流动儿童所选择的隶属群体，同时也使流动儿童意识到自身的“与众不同”。
自我身份的定位则是流动儿童在新的环境中对于自己的地位和角色的认识，是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适应方式，最终目的是使自身更好的生存下去。无论是第一代的流动农民，还是第二代的流动儿童，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时，都会遇到各种生理上、心理上、文化以及行为上的不适应，尤其是对于没有任何农村记忆、处于弱势地位的流动儿童来说，在纷繁复杂的城市中，对自己身份的定位，最终将影响其在城市生存和发展。因此，在了解参照群体下的身份意识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民工学校的流动儿童可能存在的自我身份定位。
美国人类学家贝瑞（J.Berry）等提及的文化适应模式可以看作是移民解决以上问题所采用的普遍策略[10]。文化适应模式是一种为平衡个人在新环境中与主体社会其他群体接触所产生的文化特征和价值观冲击而采取的应对环境的方式。他们将这种文化适应模式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边缘化、隔离、同化与整合（见下图）。
贝瑞的文化适应模式
边缘化（Marginalization）
不可能或沒有兴趣去保持自己文化传统
不可能或沒有兴趣与主体社会群体建立关系 隔离（Separation）
维持自己所重视的原有文化特征与价值
有意识地避免和主体社会成员接触
同化（Assimilation）
有意识地拒绝自己的文化和传统
只和主体文化建立关系并专注于适应环境 整合（Integration）
移民保有自己文化
并愿意与主体社会的人民、文化建立关系
不同模式表现的是不同的态度与行为取向。边缘化中的移民同时孤立于自己的文化和主体文化，且不可能或没有兴趣去保持自己原有文化，也不可能或没有兴趣与其他群体建立关系。隔离则是移民为维持自己所重视的原有文化特征与价值，有意识地避免和主体社会的人接触，只在自己群体内活动。同化模式的移民有意识地拒绝原有文化和传统，只和主体文化建立关系专注于适应环境的策略，如语言学习、参与主体社会活动、信仰表达方式改变。在整合模式中，移民保有自己文化，并愿意与主体社会的人民、文化建立关系。
笔者认为，这一模式的价值在于，它最大程度地突破了先前研究中将移民与主体社会的融合视为线性的关系，即移民逐步抛弃原有文化直至最终完全采纳主体社会文化。在这里，我们借鉴它来分析流动儿童的身份定位。当然，身份地位的确定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不仅包括流动儿童自己对于身份的定位，还还包括城市居民的态度。由于在问卷中没有涉及清晰的相关题项，这里借用义教活动所获得的访谈资料。流动儿童可能存在四种自我定位，分别是：“边际人”、农村人、城市人、“双面人”（见下图）。
流动儿童的自我定位
“边际人”
不愿意与城市群体发生联系；
也不愿意与隶属群体相关。 农村人
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
但存在被动的隔离。
城市人
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来自于农村；
日常生活、行为方式向城市文化靠近。 “双面人”
没有刻意排斥原有身份；
主动接受城市文化。
访谈中发现，有些流动儿童流露出对城市儿童反感的同时，并没有强调自己与隶属群体的关系，似乎对两种身份都没有兴趣，这部分流动儿童游离于城乡之间，成为“边际人”。
“我讨厌这里（民工学校）的学生。他们总是骂人，而且骂得很难听。不想和他们在一起。烦人”
“南京人很讨厌，瞧不起外地人，总是骂人。没和他们交朋友，他们保准瞧不起外地人。”
认为自己是农村人的流动儿童，明确自己的农村人身份的同时，由于多种原因而被动的与城市群体隔离，使其对城市群体毫无兴趣。虽然大部分也选择将来在城市定居，但是并没有因此而觉得有必要和城市居民建立关系。
“我本来就是农村人，我不会成为真正的城里人的。”
“我想让别人知道我是农村的也没关系，他们说我是农村人也没什么。”
“愿意让别人知道我是从农村来的，觉得农村人好。”
“农村人穿得不好可能是家里条件不好，他们做错事应该也不是有意的，应该教他们改正。”
“不愿意和这里的孩子玩。”
当然，这种想法与态度不仅是流动儿童自我选择的结果，还源于父母的看法和外界对他们的态度，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无论是否亲身经历，流动儿童大多数都认为城里人和农村人的差别很大，城里人是瞧不起外地人的。在这种不平等的生活环境中，也不利于流动儿童与城市群体建立联系。
第三种身份类型是将自己看作了城市人，或期望成为城市人，在这部分流动儿童中，多半家庭条件较好，有的甚至已经在城市里买了房子。而访谈中，涉及农村人形象与行为的问题，这部分流动儿童的看法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我现在住城里了，就感觉自己就是城里人了。”
“城里人好，城里人比较有文化一点。”
“我觉得城里人应该让着农村人一点，因为他们（城里人）文化水平要高一点。”
“我现在已经喜欢上城里人的生活，叫我再回农村去，我也不会愿意了。”
持这种观点的人将城乡居民看作不平等，认为农村人属于弱势群体，但是并没有贬低原隶属群体。因为在现实的环境中，即使渴望与城市社会建立关系，他们也还是只能在原有的文化和传统中生活。城市中，对于流动儿童向上流动的阻力之大，使其大部分只能使将自己看作“想象中的城里人”。
与“边际人”相对应的是“双面人”，在这种情况下，流动儿童并没有刻意的排斥原隶属群体，同时也愿意与城里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成为其中的一员。
“自己有点像个城市人，种田种菜的才是农民。”
“被人知道自己是农村来的话，会笑的”
“城市人和农村人吵架，认为城市人不好，欺负人。”
“我觉得城里人和农村人差别不大，生活方式，穿着大多相同。”
“我觉得衣着讲究，说话文雅，有城市户口的人才算城里人，而农民则朴素、粗鲁、勤劳、热情。”
访谈中，笔者感到，“双面人”的定位是不稳定的，可以理解为处于社会化阶段，儿童认知的不成熟，但更多的原因却是流动儿童无法在短期内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当地居民的态度是流动儿童自我定位的另一个主要方面。在“当您说‘我自己是南京人’时，您觉得南京人会同意您的说法吗？”题中，有62.9%的学生回答不知道，27.1%的认为不会同意，只有10.0%的认为城市居民会同意。大部分的流动儿童几乎没有和城市居民打过交道，所以不清楚城市居民对其的态度。与城市群体互动接触的缺失，直接影响着流动儿童自我意识的形成。
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环境、自身的生活经历的不断变化，流动儿童有关身份的自我定位会不断发生变化。Waters中提出，许多流动失败的人们会转向对主体社会的仇视，加强了对自己群体传统的忠诚，变得积极主动地保持着他们群体特征的亚群体，并防止其他人发生同化[11]。所以他们的身份定位也可以部分的理解为自身城市人身份的定位在受到其他人的否定时，转向自己的原隶属群体，变为更加积极主动地维护本群体的文化与价值。
面对不断变化的身份意识，有必要了解可能发生的行为取向，这对于有效预防和引导影响流动儿童自身发展及社会稳定的各种失范行为有着积极的意义。
五、结论：可能的行动取向
身份意识对于个人行为的作用体现为，具有不同身份意识的流动儿童可能有着不同的行为取向，从而对于整个社会也有着不同的意义与影响。
（1）“双面人”——和平相处，各自发展。可以说，这是最希望出现的身份意识，但是前提是社会环境能够促使这种身份认定稳定。笔者发现，流动儿童倾向于与城市居民建立良好的关系，希望实现身份的顺利转变，最终成为城市人。可以说，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双面人”的身份意识是流动儿童健康社会化的正常过渡，社会良性运行的稳定因素。
（2）农村人——对城市产生排斥，仇视城市，强烈的剥夺感。我们已经知道，将自己定位于农村人的流动儿童，有可能是在积极主动地融入主流城市社会时受阻，而转向更加坚守原隶属群体，进而贬低城市群体的文化、价值观念与行为作为补偿。从这方面来考虑，这部分流动儿童可能受阻后产生强烈的剥夺感，进而仇视城市、仇视社会；行为中也可能过多的带有攻击性，长期定居城市，却不能获，凡客家谱网（http://www.fankhome.com/），作为国内最专业的“渭滨区文化部门对家谱修编的指示”公司，选择凡客，等于选择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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