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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拉木家谱设计地 (亩） 湖南衡山县同期阶层人均占地（亩） 西村阶层占地总量％ 浙江同期阶层占地总量的％
一等 1地主 3 0.65 2.8 35 1.8 520 14.9 6.57 11.49 20.67
2富农 36 7.76 2.01 160 8.2 1500 9.4 3.98 33.16 6.7
3富裕中农 12 2.59 中农：
30.0 57 2.9 580 10.2【数字待考】 中农：
1.64 12.82 中农：
32.43
二等 1上中农 50 10.78 200 10.2 810 4.1 17.90
2中农 90 19.40 400 20.4 1000 2.5 22.10
3下中农 160 34.48 640 32.6 42 0.07【数字待考】 0.93
三等 1贫农 90 19.40 53.16 360 18.3 72 0.2 0.25 1.59 17.7
2雇农 23 4.96 110 5.6 0.029
3赤农
其他：小土地出租者、工商资本家、工人等 12.3 2.90 22.41
总数 464 100.02 100.27 1962 100.00 4524 99.99
如果以上数字大致可以相信的话（有几个数字须从新考证），似乎西村农民的阶层不公不如浙江那么严重，贫雇农数目远远不如浙江多，而中农在西村却是浙江的两倍。地主和富农的户数在西村占8.4％，和全国的10％类似（见前面对农民的分化和职业化的讨论）。在浙江地主和富农则占4.8％；中农（富裕中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在西村占了67.35％，在浙江仅占30％；贫雇农在西村只占24.4％，而浙江仅贫农就占53.16％。地主和富农的人均占有土地也多于于建嵘研究的湖南省衡山县土改前地富占有土地的数量。于建嵘的研究发现，衡山县的地主人均占有土地6.57亩，富农人均占有土地3.98亩，而西村地主、富农占有土地数量则分别是14.9和9.4亩。似乎西村的地富都比湖南衡山要大一些。
改革开放之后，西村仅剩的十几名地富反坏右分子被全部摘掉帽子。不过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下，新的阶级阶层分化也已经开始（见表八），不过在形式上和土改前很不相同。
表八：本人职业
职业 人数 百分比
农业劳动者 70 35.4
乡镇、村办企业职工 22 11.1
私人企业受雇劳动者 29 14.6
农民知识分子 1 0.5
个体户及合伙经营者 39 19.7
私营企业主 2 1.0
乡镇、村办企业管理者 4 2.0
乡村干部 2 1.0
劳务劳动者 14 7.1
其它 15 7.6
合计 198 100
注：以198人为计算基数
在表中我们看到，填表人自认为自己是农业劳动者的人的比例（35.4％）比自认为自己是劳务工作者的（乡镇、村办企业职工，私人企业受雇劳动者和劳务工作者）人的比例（32.8％）要高。但是我们在前面的数据显示以劳务为第一职业的户数（44.79％）超过以养殖业（17.19％）为第一职业的人。这一来可能和填表人在家庭中的身份有关：填表人的职业不一定和家庭人员的主要职业一致。二来和自己本人的认同有关：农业劳动者和劳务工作者认同可能会重叠。但是无论如何，农民分化和职业化的情况是比较明显的。此外，乡村干部、乡镇及村办企业管理者和私营企业主已经占到4％，个体户和合伙经营者占到19.7％，和公社化时期相比，真的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与文献回顾中谈到的1999年全国的情况相比，2006年西村农业劳动者阶层的人数下降（全国为48％－50％，西村为35.4%），如果不算农民工， 而只算雇工，则西村的数字高于1999年全国的数字（16％－17％，西村为32.8%），而私营企业主和乡镇企业及农村管理者比例则小于1999年全国的数字（约9％，西村为4％）。另一方面西村个体户数目也远远超过1999年的全国数字（6％－7％，西村为19.7％）。正如我们在文献回顾中指出的，阶层的分化（农业劳动者人数的下降、劳务者和个体户人数的上升等）或许正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标志。由于实证方法本身的问题，这些数据不可能完全准确，但是农民分化的现象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
但是在农业生产的职业化方面，可能还进步微小。我们的问卷请被访者填写家中常用的农业机械或生产工具。第一位是“手工劳动工具”的占73.3％，第二位百分比最高的是“牲畜及配套工具”，占45.83％ （见表九。）可见种植业机械化的程度总体来讲还较低，所以或许可以说种植业者的职业化程度也就较低。私营企业主和乡镇企业管理者及农村管理者的职业性或专业化程度，我们这次没有调查。不过应该和种植业方面的职业化/专业化程度相若。所以农民分化比职业化的现代化程度要高一些，这是当今农民定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表九：家里常有的农业机械或生产工具统计
第一位
（户数） 百分比 第二位
（户数） 百分比 第三位
（户数） 百分比
小拖拉机 8 4.85 1 4.17 1 9.09
收割机 0 0 0 0 0 0
播种机 0 0 0 0 2 18.18
手工劳动工具 121 73.3 9 37.50 1 9.09
牲畜及配套工具 9 5.45 11 45.83 3 27.27
水泵 1 0.61 0 0 3 27.27
气泵 4 2.42 0 0 0 0
汽车、大拖拉机 13 7.88 1 4.17 1 9.09
其它 9 5.45 2 8.33 0 0
合计 165 99.96 24 100 11 99.99
注：表中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分别以165、24、11人为计算基数。
3）村民自治
如果个人自由和农民的分化和职业化在进一步定义着农民这个群体，那么村民自治就更是如此了。西村的村民自治当然也是遵循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定期海选村委会的领导班子。那么村民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我们在问到被访者对村委会选举的评价时，多数人（119人）说“无”，即“没有评价”。当然“无”的意思并不明确，也可能确实没有意见，也可能觉得提意见也没有用，而不愿意提。认为“基本合理、满意”者有20人。认为“选谁都一样”，“干部只为自己、不为农民”的有22人。认为“选举不公正，有拉票、走关系，或上级指定人选等问题”者有10人。被访者的意见不多，问卷显示投票率又达到95.5%，似乎村民自治应该是比较成功了。但是，由于投票就给误工费，多少人不给钱也会去投票，就很难讲了。这其实也是一种贿选。
不过我们在文献回顾中讲到的两委关系问题，却是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西村的村委会主任对村里的事务是没有决定权的。村民们选的确实是二把手。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对村里的政治抱着冷漠的态度。认为无论干什么都没有用。包括我们的问卷调查，人们通常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有什么用”？其实西村在历史上是有名的“模范村”。在阎锡山的村治时期，村长李林书因为其治村有方、纳税征兵有功而曾经得到阎锡山的两次嘉奖。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村里发展了党支部，村民们积极投入了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在之后的合作化、人民公社、文化革命中村民们都一马当先，不落人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九十年代末，村民们因为村里干部的腐败问题，多次上访，致使市里和县里派联合调查组进村。结果发现村民所反映事实基本属实。除了一些干部负了刑事责任之外，调查组责令村里今后一定要真正实行村务公开。但是时至今日，村务仍然没有公开，人们对村里的政治也已失去信心。
4）政治、经济组织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村委会选举为农民在政治上从传统走向现代提供了一个制度上的可能，但是由于种种其它制度因素的制约，村民自治还谈不上成功。我们的实证调查还发现，81.6%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如经济合作社、协会、传销组织、老乡会、家族组织等）。只有2％的人家里有人信教，12.4％的人家里有党员，6.5％的人家里有团员。共产党在村里一党独大，显而易见。农民的维权只是靠个人的努力，他们的农业经济活动，仍然维持在小农经济的水平。正如我们在文献回顾中指出的，农民组织化的程度也决定了村民自治的成功与否，从而进一步定义农民这个社会群体。的确，在组织化程度上，农民离现代化还很远。
5）生活条件
那么在生活条件上又如何呢？我们在文献回顾中谈到了用华西村的标准来衡量现代化的程度，说多数农村可能都达不到。其实西村也是如此。我们在问卷中请被访者说明他们冬季取暖的方式，洗澡卫生设备，拥有的耐用消费品，具体总结如下。
关于冬季取暖方式，90％的人家是用煤火，只有8％的人家用土暖气。冬天在家里使用煤火是很危险的事情，煤气中毒的事时有发生。这和城市中较普遍使用暖气的情况形成对比。另外，92％的人家没有特别洗澡卫生设备，只有3％的人家使用热水器，3.5％的人家使用家用太阳能。这也和城市形成了鲜明对比。不过在耐用消费品方面，西村的农民可以说在紧紧追赶市民的标准（见表十）：88.1％的人家有彩色电视机至少一台；42.8％的人家至少有电话机一台；60.2％的人家至少有手机一部；27.9％的人家至少有摩托车一辆；63.2％的人家至少有自行车一辆；15.9％的人家至少有汽车一辆；59.2％的人家至少有洗衣机一台；76.7％的人家至少有缝纫机一台；64.2％的人家至少有组合家具一套；40.8％的人家至少有DVD或VCD机一台；15.9％的人家有电冰箱一台。不过正如表七显示，有些方面，西村的农民可能还是赶不上市民，比如照相机，只有5.5％的人家有。所以，总得说来，在生活条件方面，除了一些耐用消费品之外，农民和市民的差距还是满大的。难怪在问到对本村的生活、生态环境是否满意时，81.3％的农户说“不太满意”或者“很不满意”。对此基本满意者占1.5％；认为一般者占15.4％。但是耐用消费品的普及却在某一方面说明在生活条件的现代化方面，西村还是向前跨了一大步的。
表十：耐用消费品统计情况
人数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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