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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巴修家谱价格后来的樑校长，九房人。（为武汉引进外资作了大贡献的萧政之的父亲，死于台湾）泽生先生（昌彦的父亲）、上塆的鲍珍先生、伯阶先生等人。伯阶与鲍珍都是秀字辈，他俩是读洋书的出身，因此这起校名的任务就落在了他俩身上。先后起了十几个校名均得不到认同，第三天由鲍珍提出“华英” 两字，伯阶先生认为好，头头们反复推敲，并经他俩详解其意，便一致通过。
据伯阶先生告诉我，“华英” 两字作为校名有两层意思：一是这学校是“中华英公” 后人办的，因一世祖名“英公” ，后人这样做是不忘祖宗；第二层意思是为中华民国培养英才，也含有为萧氏培养英俊后人等。
鲍珍先生在华英小学开办后任教时期很短，解放后在汉口利济路小学任教导主任。1958年我因公出差到汉口，在利济小学见到他谈了约半小时话，后听说在利济小学退休。伯阶先生坎坷一生，1993年去世，时年八十三岁。
当时校名全称是：汉阳县私立华英完全小学。所谓完全小学就是从一年级至六年级都有。如只设1—4年级则叫初级小学，简称初小。
一任校长萧毓樑，师生都喊樑校长。
一任教导主任萧伯阶，因校长经常不在校，实际上由伯阶先生负责一切。其一生坎坷，日伪与国民党把他当共产党，共产党把他当反革命。在沙阳劳改农场劳改先后十多年。平反后，恢复工作，吸收为县政协委员。
解放后区以下设乡，华英就成了乡名。历次政治运动都把华英当重点，因此华英的名称全县闻名。成立合作社时名“华英合作社” 、后有华英生产队、华英管理区、华英人民公社、现在又回到华英村。七萧大塆这名称逐步在人们思想上淡忘。华英在全县出名的一重要原因是我县为农村建党的第一批重点，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曾到华英视察建党情况。从那时起华英名扬方圆百里。
二．我的祖辈
1．祖父的传说
祖辈除祖母外，其它祖辈在思想上全无印象，只能从父辈的口中拾零。
祖父兴长，人称长大爹。大概远近有点名气，我们小时候在外玩时，只要我说是长大爹的孙子，别人都很客气。曾祖住四屋岭，即现在的新集村。下塆德字辈爹爹无子，便将祖父过继过去为子（德字辈曾祖之名大哥可能知道）。后来四屋岭兴字辈祖父无子，又将我们的父亲过继过来。现在新集村的斌臣（80岁左右）就是我们第三代兄弟，凡我们有大小事情他总是参加。他曾说：“这多兄弟，有事不能把我忘了啊” 。其父毓福，人称福爷。抗日时期是共产党汉阳县农会主席、地下党负责人。大概在1943年，他带领游击队在喻家巷一带破坏公路遭鬼子伏击，战斗中英勇牺牲。解放后评为烈士，斌母以烈士遗属优待，抚血金发至去世为止。六十年代一个月政府发人民币伍元，基本可养活一个人。
祖父出生于1855年左右，这是从父辈的年龄中推算出来的。在我的记忆里祖母去世时86岁，又说84岁，时间是1940年或1941年，这样祖母出生应是1855年。若祖母84岁去世，那么其出生应在1856年—1857年之间。老家在男女婚配年龄上有不明显的口头规定：只可男大一层不可女大一岁。因此祖父肯定大于祖母。再从父辈的年龄看，二伯生于1880—1883年（68岁离世），二伯前还有大伯，大伯估计在1880年以前出生，这样推算祖父的出生年月应八九不离十。
祖父的身材无人告知，估计不会矮，因我们的父辈及姑祖家后人，身高都在中等以上。除我们的二伯稍矮外，家父、五叔个子都高，五叔在汉口的外号叫“长子” 。三伯我未见过，但他家的孩子个子都较高。祖父除继承曾祖留下的半边土屋外别无它产。老土屋比一般老房稍大，有160平方左右，东边的一半是我们的，西边的一半属永友家。从东西两边分配看，首先分配的人一定是老大（我们的曾祖就是老大了），否则不会在东边。此屋最早应建在1855年以前，祖父不可能建房，他过继下塆若住房都没有他会去吗？此土屋虽然质量差，但住了四、五代人，1966年拆做，估计在一百年以上。
祖父没有田地，俗称田无一升、地无一合（角音。10角为一升，10升为一斗。旧时田地常以斗为计量单位）。二伯常年在外当雇工，也可说明这点。
他们既无田又无地，生在农村，一家人靠什么为生呢？就是靠一条扁担两个肩膀——也就是靠出力、打工、砍柴等维持一家人生计，这样的人家直至土改前都大有人在。由于萧姓占地、占湖多，整个北湖都是萧姓的，地域广阔，因此我们那里有一个说法：我们的米坛子就在北湖。春天有禾草卖给有田人家肥田、喂牛。芦苇等类的青草称禾草。秋天有柴草卖给蔡甸集镇上当柴烧。金牛山有石头供有钱人做屋打墙基、春荒有野菜、秋季有野豆等皆可充饥。不少人家就这样年复一年生活。我们小时候都看在眼里，认为如书上说的“樵夫” 生活相似。
我们的祖父是否以这些方法维持生活不得而知，只能推测。但从祖父的死，可以印证一下。
据说祖父酷爱喝酒，过去有一种搞运输的独轮车，又名“狗头车” ，父亲、大哥推过，我也拉过纤。其车可装300多斤，比人挑强多了。祖父在推车途中将洒瓶挂在扶手上，推着推着就喝一口，大概与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英雄模样差不多。某一年春季，一班人到龚家渡附近割芦草，他老人家喝多了，在装船的途中失足落水，待同伴发现时为时已晚，从水中捞出已无救。爱喝酒水，死于水中。这个嗜好一直传了一代又一代，过去传男不传女，现在男女同等待遇。
祖父死于何年未听说过，从父辈的年龄推算应该在1903—1911年之间，因五叔是1903年岀生，父亲说辛亥年他参加侏儒山修堤时祖父已不在了，但未说具体年月。如此算来，去世时大概在50—55岁之间。以过去穷人的寿命来讲，也不算小。以上所述，多为推测，大哥可能知道具体一点。祖父死后，祖母就得抚养父亲、姑母、五叔三个未成年孩子。大伯成家不久病故，大伯母回娘家生活。这时的担子很可能就落在了二伯、三伯身上。
2.祖母
祖辈中，我唯一见到的就是祖母。祖母娘家的后辈未见往来，也可能是穷的原因，相互关系大哥记得清楚，我只能从简。
祖母夏氏，不知其名，乡下习俗小孩是不能问上辈名字的。娘家在玉笋山南，称夏塆。根据祖母1940年或1941年离世时年龄84—86岁推算，出生时间应在1855—1857年之间。祖母的身材与我们的母亲相似，小个子小脚。不知父辈对祖母的养老是如何安排的，从我记事起，祖母就随我们生活为主。1935年我三岁时全家到汉口，当时祖母78岁左右，却不愿留在乡下与二伯一起生活，跟我们一同到汉。当时汉口有兄弟三家，三伯父已去世，三伯母生活尚可，五叔一家也相距不远，可祖母从未离开我们到那二家住一天。母亲曾对我们说：婆婆那里都不去，只愿跟我们过。她对别人讲只和四娘过。1938年秋全家从汉口回乡后，那栋老房子两边住了十多人，一时间挤得满滿的，而二伯家尚有余房，可她老人家还是和我们挤在一起。五叔借住在隔壁钟三爹家，也非常窄小。生活上有段时间是兄弟三家轮流供给，一家三天，不知这样时间多长。祖母晚年语言极少，家中没有什么事要她老人家做。她特会纺纱，俗称“纺线子” 。她纺的纱细且匀，常年有人家请她，一斤纱大概五、六天纺完。大嫂初到我们家时不会纺线，是祖母一手一手教会的。就这样个状况在外人眼里都认为长太婆是个福人，子孙成群，晚年生活无忧。
我与五叔家汉廷同年，是祖母身边最小的孙子（下面还有巧、望二妹，作为孙儿子当时我俩最小）。老人都喜欢最小的，我们俩就是祖母晚年的宠儿，她老人家纺线的小小收入常在挑贩上买点小东西如麻花、糖果给我们吃。有一个难忘的小故事：大概是1940年，我们兄弟都在祠堂私塾先生处读书。一天中午，一位瞎子算命先生被母亲叫来为父亲算命，先生对父亲的未来情况说得老祖母高兴极了，说：“为我俩个孙子都抽个签” 。汉廷先抽，先生摸着签打开：一个小孩用桶挑水，后面的桶掉了，小孩还继续弯着腰挑着往前走。先生解说：“蒙懂、蒙懂，挑担水桶，水桶掉了，不知轻重” 。又说这个伢尚未开知识，长大就好了。众人大笑，只有五娘表情难看。从此汉廷被人讥笑多年。轮到我抽签，打开后是一个学生背书包高高兴兴上学。先生随之说了一些恭维话。
祖母去世时的丧事办得比较隆重，三伯母也回来了。父辈与兄弟辈一大排孝子都穿上棉布孝服、戴孝帽、手拿带有孝花的芝麻杆、低头一家一家接抬冢人，二伯父走在最前面。打锣的人带队一直接到四屋岭，走一家跪一家，共接了二次。我与汉廷最小走在最后，只是好玩看热闹。酒席很丰盛，大家都满意。老人家葬在祠堂后一块坟地里。守孝三年，每天供灵叫饭。吃饭时亡人先吃，三年烧灵一一依风俗办里。祖母的丧事本应由二伯主持，二伯老实人，不会算帐，三伯已去世，一切安排都是父亲为主，费用四人分摊。听说二伯多认了一点，五叔也没说什么，但三伯母与父亲争了几句，并大哭一场。三伯母认为：丈夫去世，二个儿子一个在后方，音讯不通；一个被日寇飞机投炸弹死于长江不见尸，孤身一人生活艰难等，费用还要分摊。三伯母的痛苦当时的确突出，痛哭在常理之中。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三伯母，此后三伯母未回过老家。在兵荒马乱年代，姑母也未回来。
祖母的娘家人，除胡铜匠外（我们叫法哥）没见人来往，祖母去世时也未见这门亲戚，法哥的身份可能是祖母的舅侄孙或姨侄孙，大哥说得清白。
3.姑祖
姑祖家在椿树岭北边贺塆，后辈不少，姓贺。姑祖有两个儿子，大的称焕大爹，老二不详。与我同辈的一个名叫长生、一个叫运生，他俩是叔伯兄弟。现在尚在的贺尤培是长生的儿子，在柏林庄做煤炭生意的是运生的儿子，他们都叫我叔叔。上世纪八十年代都找我帮过忙。他们还有几个兄弟在黄石源华煤矿，听说混得不错。祖母在世时，每年的正月初二，尤培祖父带领七、八人来我家以长生的辈分向舅婆拜年，就是大雪封门也不例外，舅家为大。一天招待都是我家负责。二伯、五叔家从不招待。
到了正月初五，由父亲带领我们三四个兄弟到贺家回拜一天。由父亲同辈的两家安排吃喝四次。泡米泡、腊肉煮豆丝、二餐酒，年年如此。他们是我们儿时唯一的亲戚，祖母的灵烧完后，双方就没有来往，平时相见打个招呼，“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忘记了”。不过他们有事找我时尚未忘记。
从贺家的年龄推断，姑祖母大于我们的祖父，我辈没见过是理所当然的。
4.姨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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