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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孜家谱设计的身份。这些问题包括：1）个人发展；2）农民的分化与职业化；3）村民自治；4）政治、经济组织；和5）生活条件。
1）个人的自由发展
无论是马克思，韦伯，还是迪尔凯姆，所有主要的古典社会学理论家都谈到了现代社会中阻碍个人发展的种种问题。比如马克思谈到了人的“异化”，工人不能够控制生产过程以及产品，资本家也掉入“钱坑”，不能自拔。韦伯谈到“笼子”效应，即现代人陷入了追求效益、速度、成果还是追求平等、自由、感情的两难境地。迪尔凯姆则谈到如何从“机械团结”迈向“有机团结”的现代化过程，即人们所从事的不应该是“被强迫的分工”，而应该是“自然分工”。[ 见Anthony Giddens,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An Analysis of the Writings of Marx, Durkheim, and Max Web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2-3, 72, 76-81, 184, 235.] 所有这些社会学家都关心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发展是否自由这个问题。现代化以后人们不一定就完全自由，但是，传统社会中人的自由一定是比现代社会中人的自由为少。
中国农村的发展，自由和不自由经常交替存在，但却基本上是从较少自由到较多的自由发展的过程，即逐渐开始发现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提高自我的过程。[也见陆学艺（著）《“三农论”》，第274页。] 比如人们通常认为，合作社、人民公社时期是最不自由的时期。社员们只能“听喝”，“社主任叫干啥就干啥”，他们认为自己在为社里“扛大活（当长工）”，社员个人活动被控制过死，积极性得不到发挥。“有队长一人操心就行了，我们操心也无用”。“干部乱派工，社员头发懵，干活一窝蜂，好坏分不清”。“出工人等人，做工人看人，收工人撵人，评工人打人。”[见杜润生（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第262，446，475页；（下），第9页。] 但据学者研究，在管制人们自由方面，从两周到秦汉时期的“官公社”与1950年代的“人民公社”相比豪不逊色。[ 见沈延生、张守礼（著）“自治抑或行政：中国乡治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农村研究》杂志，2002年卷，第4页。秦晖也讨论了中央集权国家控制下的乡村“编户齐民”社会，见秦晖（著）“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中国乡村研究》杂志，第一辑，2003年出版。]
不过，改革开放之后，农民基本上有了择业的自由。即使农民工在城市受到歧视，但他们还是有了离开农村的自由。离开之后又怎样，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徐勇、徐增阳就谈到了农民在流动中促进了自己“公民人格”的形成和公民文化的成长，因为他们的政治认知水平提高了，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了，对传统和权威的认识和评价也和以前不同了。[ 见徐勇、徐增阳（著）《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对农民流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第10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所以我们基本可以讲，在个人的自由发展方面，传统农民正在向现代农民，或者说向现代公民迈进。
2）农民的分化与职业化
农民的分化在这里是指阶级的分化，而农民的职业化则指农民身份的专业化。前者是农民的政治身份，后者是农民的职业身份。阶级问题是一个连马克思都没有为我们讲得很清楚的问题。不过，正如我们前面引述的韦伯所说，它和市场有关系，和人们在市场上的机会有关系。这一点和马克思没有矛盾。一方面是拥有生产资料，并雇佣他人来为自己生产并创造利润的人，另一方面是那些被雇佣的人。在这样一种生产关系中，前者拥有支配后者的权利，而后者却通常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这是因为后者，不像前者，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还没有真正地组织起来，所以还没有形成真正的阶级。[ 关于对阶级以及中国社会正在形成的阶级的讨论，见Zhidong Hao, Intellectuals at a Crossroads: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China’s Knowledge Workers (Alban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pp. 261-85. 也见郑永年关于农民的阶级意识的讨论，“乡村民主和中国政治进程”，载于刘青峰、关小春（编）《90年代中国农村状况：机会与困境》，第130－2，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这一点，在前面对农民工的讨论中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尽管还没有形成真正的阶级，农村的阶层却已经分化，在向阶级的道路上走。在本文中我们将把“阶级”和“阶层”混用，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个阶级是正在形成中的阶级。那么具体情况如何呢？
据政府有关部门的估计，在土改前，即约1949年前，中国农村的地主和富农约占10％（其中4％地主，6％富农），中农约占20％，而贫雇农则占70％。在土改后阶级分化的结果显示有众多的贫雇农变成了中农，即出现了“中农化”现象。二者之比现在是中农60％，贫雇农30％，地主富农未变。在山西省的5个典型村庄，中农已占农户总数的88％。在老区土地改革后的几年期间，甚至有新富农出现。[见陆学艺（著）《“三农论”》，第332页；杜润生（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第95－9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出版。] 把农村的阶级分化描述为三种似乎失之于简单。比如，贫农和雇农就有相同也有不同。李景汉就描述了二、三十年代河北定县农村的农工情况，包括长工、月工与日工，农工、女工与童工，以及他们的工作内容、工资报酬、饮食待遇等。不过他主要描述的是长工的情况。[ 见李景汉（编）《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597－601页。] 于是，1950年的农村人口就又被分为13个阶级和阶层，包括1）地主；2）资本家；3）开明士绅；4）富农；5）中农；6）知识分子；7）自由职业者；8）宗教职业者；9）小手工业者；10）小商小贩；11）贫农；12）工人、手工工人；13）贫民、游民。[见陆学艺（著）《“三农论”》，第328页。也见刘豪兴（主编）《农村社会学》，第168－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在土改前后阶级阶层分化的复杂则可见一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农村阶级阶层开始了新一轮的分化。陆学艺把它描述为八个身份：1）农业劳动者阶层 （从1989年的55％－57％下降为1999年的48％－50%，下面每两组数字同为1989和1999之比）；2）农民工阶层(从24%下降为16％－18％)；3）雇工阶层(从4%上升为16％－17％)；4）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从1.5%-2%上升为2.5％)；5）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从5％上升为6％－7％)；6）私营企业主阶层（从0.1％－0.2％上升为0.4％－0.6％）；7）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从3％下降为1.5%）；8）农村管理者阶层（从6％上升为7%）。[见陆学艺（著）《“三农论”》，第347－58，416－23页。也见董险峰（著）“第二章：当代中国的农民阶级”，第128－31。关于一个村庄阶层的调查，见陆学艺（主编）《内发的村庄》，第121－3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
比较土改前后和改革之后农村阶级分化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第一，以前农村的地主、富农、开明士绅、资本家已经没有了，取代他们地位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管理者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他们现在是农村的有钱阶级，而且掌握着农村的权力。第二，以前的中农和贫农，现在是农业劳动者阶层。第三，以前有长工、短工等农工，现在有雇工，而且人数在增加。第四，以前有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现在有个体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第五，以前有农村知识分子，现在也有。第六，宗教职业者以前有，现在也有，只是不多就是了。如果说以上第一组人是农村的上层阶级，统治阶级，第四、五、六组人是农村的中产阶级，那么第二、三组人则是农村的劳动阶级。所以说，农村的阶级分化已经恢复了土改前后的样子，尽管上述第一组人和以前的构成有所不同。我们应该再次重申，尽管我们称他们为阶级，他们还只是走在成为真正的阶级的路上。说他们现在仍然是“阶层”比较恰当。
如果说农民的分化是指阶级和阶层的分化，那么农民的职业化，则指阶层分化的另一方面，即职业身份的确定。换句话说，在阶层分化之后，人们的职业趋向稳定。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谈到职业分化的时候，就指出江村的四种职业：1）农业；2）专门职业（包括纺丝工人，零售商，航船，及手工业与服务行业，其中有木匠、裁缝、理发匠、泥水匠、接生婆、和尚等）；3）渔业；和4）无业。[ 见费孝通（著）《江村经济》，第12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 这种职业化，在土改之后，基本终止，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又重新开始并加深。比如，乡村的管理者趋向公务员化，他们的专业就是农村管理。企业主在职业化之后，已经不在务农。他们已经不是农民，尽管他们还在农村。个体工商户在职业化后变成了工商业者，主要工作也已经不是务农。农村的打工者实质上已经变成工人。当然，以上这些人都可能还有一小片地可以耕种。那些从事种植业的人似乎职业化的速度较慢，因为他们还是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为主，还没有形成规模经营。但是农村职业化的趋向似乎会迫使这些农民进行职业化的转型。将来只有少数人经营农业，而多数人则转向其它行业，正如我们看到的雇工数目的增加一样。[ 关于职业化的讨论，也见曾业松（著）《新农论》，第56－66页。关于村官公务员化，见沈延生、张守礼（著）“自治抑或行政”，第93页。]
3）村民自治
这是和个人的自由发展、农民的分化和职业化有着密切关联的一个问题。中国传统社会是以集权专治和缺乏自治为特点的。源于北宋、沿袭到清代的“保甲制”以及国民政府的“连坐法”便起到了严密控制人民的作用。[ 见沈延生、张守礼（著）“自治抑或行政”，第2页。也见刘斌、张兆刚、霍功（编著）《中国三农问题报告：问题、现状、挑战、对策》，第355－6页，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20，凡客家谱网（http://www.fankhome.com/），作为国内最专业的“拉孜家谱设计”公司，选择凡客，等于选择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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