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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日文化部门对家谱修编的指示等（著）“第六章：2003－2004年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第138页。] 之间的不平等，对革命了近一个世纪的共产党人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新的合作医疗制度在2003年出台之后，国家与地方政府分别承担了一部分买医疗保险的本金，但农民的负担，由于收入不多的原因，还是较重。另外因为不是所有农民都参加了合作医疗，而且保险公司承担的医疗费用比例较小，于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仍然是常见现象。再加上农村医疗条件的简陋，医疗水平的参差不齐，国家投入的力度不够等，城市和农村的不平等还是显而易见的。[见张大勇等（著）“第六章：2003－2004年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第140－6页。]
在生活环境上，城市的敞口厕所已经逐渐在消失，而农村的敞口厕所却没有多大改变。由于没有垃圾收集站等设施，农民或把垃圾堆在村前屋后，或倒入山沟水塘。这些都导致了局部空气污浊，蚊蝇滋生，时刻都在损害着农民的健康。[ 见汪力斌、李鸥、肖艳（著）“第十章：2003－2004年中国农村妇女状况”，载于李小云、左停、叶敬忠（主编）《2003－2004中国农村情况报告》，第28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 这和在城市中国家和市政府对环境卫生的重视、投资并使其得到大幅改善的状况是无法相比的。李景汉等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河北定县做社会调查后在其报告中讲，“公众卫生及个人卫生习惯尚谈不到，三房（厨房、卧房、茅房）情况，一塌糊涂”。[ 见李景汉（编）《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251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定县调查距今已近一个世纪，如果说农村在厨房与卧房方面，在改革开放以来，改善还不错的话，茅房的情况则改善不大。整体公共卫生状况，如上所言，也改善不大。在私人卫生方面，也正如田翠琴和齐心2001年在他们的河北调查中所发现的，“家里没有洗澡设备的经济欠发达村的占79.7％、经济中度发达村的占59.2％、经济发达村的占23.2％。”[见田翠琴、齐心（著）《农民闲暇》，第290－1页。] 而且即使有洗澡设备，多数人家也是用所谓的“热水袋”，只能在夏天用，冬季只能洗一、二次澡。另一个调查发现，在山西运城农村95％的农民家庭没有牙刷，而毛巾在相当多的农户中少有用途的区分。[ 同上，第291页。] 这些情况在城市中都是罕见的。由此可见公共和私人卫生在农村之缺乏。
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在城市，几乎100％的学龄儿童均可入学，在农村，每年尚有100万儿童不能入学。1985年城市小学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入初中，农村则只有64％。在城市，由初中升高中的比例从1985年的40％提高到1999年的55.4％，农村则从22.3%下降到18.6％。1989年高校录取的新生，来自农村的占44％，城市的则占56％。换句话说，城市人民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是农民的4.9倍。下面这一段话可以形象地告诉我们城乡在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
北京有花费3亿元人民币建设的小学，而贵州、甘肃乃至于距北京数十公里内的农村还有很多“危险校舍”；城市的“中产阶级”或“白领”们每年要花费数千元【注：现在可能是数万元了】去培养其子女的“综合素质”，而农村那些尚未实现温饱的家长们要为筹集数十元的学杂费而一筹莫展；城里重点小学或“试验小学”的教师们常会出国度假旅游，而广大农村里的教师有的还领不全他们每月的薪水……。[ 以上数据及引文见中国“三农”形势跟踪调查课题组及中汉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部（编）《小康中国痛：来自底层中国的调查报告》，第229页。]
当然，以上情况近来有所改变，如农村教师基本已由民办转为公办，欠薪的事情已很少听到，国家也明令取消了农村孩子们的学杂费。但城乡教育机会、办学条件等方面的巨大悬殊，仍然还在复制着教育的不平等。除非国家改变“财权上交、事权下放”的财事权不对称状态，否则农村教育的不平等仍然会继续。[ 同上，第236页。] 即使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的子弟，也不可以像城里人的子弟那样上学，他（她）们需要在那里“借读”，要看人家的眼色行事，通常还要多交各种费用。[ 见张蓉等（著）“第十二章”，第318－320页。]
3）户籍制度的改革
以上我们分析的农村务工人员在城市受到的歧视以及城乡的差距，都和户籍制度有关。换句话说，农村户口导致了农村和城市在生活方式、条件、受教育的机会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代表着这些差距的农民身份使得他们在进城后受到了种种限制与歧视，于是就有了农民和市民地位的不同。在同一个国家里，有的人是一等公民，另一些人是二等公民。于是，杜润生、秦晖、李昌平等人就认为农民问题是人权问题，公民权问题，是国民待遇问题。[ 见周原（主编）《农民！农民！从著名专家到普通农民的专访》，第21，63－7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也见秦晖（著）《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第10，69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还见中国“三农”形势跟踪调查课题组及中汉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部（编）《小康中国痛：来自底层中国的调查报告》，第401页。]
当然，国家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中央出台了多项支持农村发展的政策，包括免去农业税，取消对农民工就业的种种限制等。但是以户籍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仍然存在。我们上面讲到的那些不平等仍然存在。政府仍然没有痛下决心取消户口制度，所以不平等问题就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见中国“三农”形势跟踪调查课题组及中汉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部（编）《小康中国痛：来自底层中国的调查报告》，第151－8页对户口制度变迁的讨论以及对现行户籍制度的不公正性的讨论。] 为了解决“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问题，陆学艺在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案，指出现行的户籍制度在严重地阻碍着城乡的发展，城乡人民在户口面前应该人人平等。[ 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第346，476－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 不过，显然国家还有很多顾忌，问题的解决可能还需要时间。于是农民和市民的不平等就仍然在继续定义着城乡居民。和古代中国一样，户口在城里的是“国人”，户口在城外的是“野人”。[ 关于古代西周时期的“国人”与“野人”之分，见秦晖（著），《实践自由》，第7页。也见李强（著）《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第382页。]
在国家还没有能力或决心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别问题、解决农民地位低下的问题的时候，农村和农民自身却没有停止自己的发展。于是，什么叫农民，就不单单是由城乡关系、以户口来界定，还要由农民自己的发展来界定。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些发展，包括农民的分化和职业化等从传统农民到现代农民转化的四个方面。
（三）从传统农民到现代农民的转变
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的过程，是农民的“角色、身份、组织状态、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转变的过程。[ 见曾业松（著）《新农论》，第66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种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呢？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又如何进一步定义农民呢？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看它们在城乡差别之外如何界定农民的身份。这些问题包括：1）个人发展；2）农民的分化与职业化；3）村民自治；4）政治、经济组织；和5）生活条件。
1）个人的自由发展
无论是马克思，韦伯，还是迪尔凯姆，所有主要的古典社会学理论家都谈到了现代社会中阻碍个人发展的种种问题。比如马克思谈到了人的“异化”，工人不能够控制生产过程以及产品，资本家也掉入“钱坑”，不能自拔。韦伯谈到“笼子”效应，即现代人陷入了追求效益、速度、成果还是追求平等、自由、感情的两难境地。迪尔凯姆则谈到如何从“机械团结”迈向“有机团结”的现代化过程，即人们所从事的不应该是“被强迫的分工”，而应该是“自然分工”。[ 见Anthony Giddens,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An Analysis of the Writings of Marx, Durkheim, and Max Web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2-3, 72, 76-81, 184, 235.] 所有这些社会学家都关心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发展是否自由这个问题。现代化以后人们不一定就完全自由，但是，传统社会中人的自由一定是比现代社会中人的自由为少。
中国农村的发展，自由和不自由经常交替存在，但却基本上是从较少自由到较多的自由发展的过程，即逐渐开始发现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提高自我的过程。[也见陆学艺（著）《“三农论”》，第274页。] 比如人们通常认为，合作社、人民公社时期是最不自由的时期。社员们只能“听喝”，“社主任叫干啥就干啥”，他们认为自己在为社里“扛大活（当长工）”，社员个人活动被控制过死，积极性得不到发挥。“有队长一人操心就行了，我们操心也无用”。“干部乱派工，社员头发懵，干活一窝蜂，好坏分不清”。“出工人等人，做工人看人，收工人撵人，评工人打人。”[见杜润生（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第262，446，475页；（下），第9页。] 但据学者研究，在管制人们自由方面，从两周到秦汉时期的“官公社”与1950年代的“人民公社”相比豪不逊色。[ 见沈延生、张守礼（著）“自治抑或行政：中国乡治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农村研究》杂志，2002年卷，第4页。秦晖也讨论了中央集权国家控制下的乡村“编户齐民”社会，见秦晖（著）“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中国乡村研究》杂志，第一辑，2003年出版。]
不过，改革开放之后，农民基本上有了择业的自由。即使农民工在城市受到歧视，但他们还是有了离开农村的自由。离开之后又怎样，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徐勇、徐增阳就谈到了农民在流动中促进了自己“公民人格”的形成和公民文化的成长，因为他们的政治认知水平提高了，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了，对传统和权威的认识和评价也和以前不同了。[ 见徐勇、徐增阳（著）《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对农民流动的政治社会学分，凡客家谱网（http://www.fankhome.com/），作为国内最专业的“定日文化部门对家谱修编的指示”公司，选择凡客，等于选择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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