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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喀则文化部门对家谱修编的指示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 见秦晖，“‘农民’与‘农业者’”，http://www.frchina.net/data/personArticle.php?id=148 《中国学术论坛》网站，上网时间2007年4月22日。关于农民定义的讨论，也可见董险峰所讨论的职业、阶级与户籍身份的农民，见董（著）“第二章：当代中国的农民阶级”，载于阎志民（主编）《中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第116－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出版。还可见田翠琴、齐心（著）《农民闲暇》，第38－4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
这一点和韦伯所定义的社会地位在意义上是相通的。韦伯说所谓社会地位是指一些人主要是由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所受教育程度不同而被他人看重的程度也不同的这样一种情况。而你被人看重，和你有更多的权利、收入，及其它获利的机会是有关系的。韦伯还讲，社会地位既可以是阶级的原因 （即地位高，阶级也高），也可以阶级的结果（即由于阶级高，所以地位高），不过它也可以和阶级没有关系。阶级是由市场机会决定的。[ 见Max Weber,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 300-1. 地位和身份是有关系的。身份不同，地位便不同。张静谈到身份的“核心内容包括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认同和行事规则，还包括该权利、责任和忠诚存在的合法化理由”。这和我们上面谈到的地位是相通的。换句话说，农民和市民在上述这些方面是不同的。见张静，“身份：公民权利的社会配置与认同”，载于张静（主编）《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第4页，上海世纪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从这个意义上讲，1949年以前乡下的地主和贫农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但是从社会地位上讲，他们都是农民。上个世纪末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形成的新阶级，尽管阶级不同，但由于户口都在农村，所以从社会地位上讲，也都是农民。
总之，在当今的中国，只要你从事和农业有关的行业，尤其是你持有农村户口，那么你就是农民。前者是狭义的农民，后者是广义的农民。下面，我们将分析这个农民阶层的几个内涵，包括农民和市民的不同，农民的分化和职业化，以及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化。这些都可以让我们进一步看到农民定义的实质内容。我们先来看农民和市民的社会地位到底有哪些不同。
（二）农民和市民的不同
关于农民和市民的不同，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看得出来：1）进城的农民工被歧视的情况；2）城乡差别；以及3）户籍制度的改革。这些问题告诉我们，农民是二等公民。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1）进城的农民工被歧视的情况
正如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农民进城做工，实质上已经变成了工人，但他们的户口在农村，身份仍然是农民，故被称为“农民工”。他们在城里的经历，可以凸现出他们的社会地位。很多调查都显示，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其它进城讨生活的农民在城市里受到歧视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首先，几个社会声望调查都表明，声望最低的通常是与农民工有关的职业。[ 见李强（著）《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第7－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李强（著）“转型时期冲突性的职业声望评价”，载于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著）《中国社会分层》，第105－11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中国“三农”形势跟踪调查课题组及中汉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部（编）《小康中国痛：来自底层中国的调查报告》，第99－10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如对北京市民的一项社会声望调查发现，在100个职业中，排在最后十位的是乡镇企业工人，进城经商的农民，单位保安人员，进城做工的农民，搬运工，保姆、包工头、废品收购人员、人力车夫、传达室人员。[见李强（著）《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第7－9页。]
其次，农民工的低社会声望，又和他（她）们在城市被歧视联系在一起。关于农民工的被歧视，已经有很多研究。总起来说，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劳动福利权益的被剥夺，如他们超时工作，每天达十多个小时，且得不到劳动法规定的加班工资；他们的工资常被拖欠；他们得不到应得的劳动保护，致使职业病、工伤事故频繁发生；他们的生活条件通常很差（常住工棚、空间狭小、潮湿拥挤、蚊蝇滋生、饮食简单、营养单调），等等。[见李强（著）《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第244－59页。也见于华江、任大鹏、李小运、左停（著）“第二章：2003－2004年中国农民权益保护”，及张蓉、李红菊、王妍蕾、陈素娥、崔红梅、徐启飞（著）“第十二章：2003－2004年中国农民工流动就业状况”，载于李小云、左停、叶敬忠（主编）《2003－2004中国农村情况报告》，第42－3页，第313－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 第二，是加著在他们身上的诸多制度性限制。 比如农民工在城里做工、居住，需办证件多种。2001年的北京市即要求他们办《流动人口证》、《暂住证》、《就业证》、《健康证》、《婚育证》、《职业资格证书》等。办齐这些证件，除了花去不少精力之外，还要付出400－500元。除此之外，城市还限制农民工可以从事的行业和工种。比如2001年的南京市便限制他们只能做诸如建筑、环卫、矿井、装卸、搬运、泥瓦等劳动量大、技术含量低、挣钱少的工作，而限制他们做清洁工、营销员、厨工等，并禁止他们做商店营业员、宾馆服务员、电工、驾驶员等。北京市在2000年将限制使用农民工的行业增加到103个。他们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最险及城市人最不愿干的“五最”行业。[ 见孙立平（著）“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流动”，载于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第15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农民工的那些证件，还动不动就被用工单位扣留，借此限制他们的自由，使他们即使在自己权益受到损坏时，也不能够离开该单位。也见上述李小云等（著）“第二章”，第41；张蓉等（著）“第十二章”，第309－10页。] 2003年中共中央出台政策，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也有城市开始取消《暂住证》。[见张大勇、于占杰、江小青、常华堂、王燕华、黄颖（著）“第六章：2003－2004年中国农村社会保障”，载于李小云、左停、叶敬忠（主编）《2003－2004中国农村情况报告》，第156－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还见中国“三农”形势跟踪调查课题组及中汉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部（编）《小康中国痛：来自底层中国的调查报告》，第170－3页。] 但政策真正得到实施，而且能够大面积铺开，恐怕还有相当的难度。以上这两点可以说是制度性的歧视。尽管得到局部改善，但是如果户籍制度不彻底改革，恐怕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三，个体性和制度性歧视的混合。一些田野调查提供了不少“城里人经常欺负人”的案例。有些可能是个人行为，但这种现象太多了之后，实际上已经可以被看作是制度性的歧视。比如黑恶势力、地痞流氓对农民工的欺压、打工妹被拐卖、蹂躏；汽车售票员看你是乡下人，就抬高票价；职业中介把你骗到人家里做活，活完之后说你做得不好，把你赶走；工商局的人掀外地来城市摆摊、卖菜的人的桌子、砸他们的东西；城管罚款，开票就罚得多，不开就罚得少；你即使有《暂住证》，但派出所可以说你没有固定职业，如果不罚款，就让你去干半个月的苦力活，之后将你遣送回乡。但是因为在城里挣钱，即使被罚，也比农村多，所以人们还是会再回来。[见李强（著）《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第260页。也见中国“三农”形势跟踪调查课题组及中汉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部（编）《小康中国痛：来自底层中国的调查报告》，第175－6，322－3页。]
总之，农民工劳动福利权益的被剥夺、加著在他们身上的种种限制，以及他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感受到的其它种种个人性和制度性的歧视，都只能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农民在城市里是二等公民。他们所从事职业的社会声望最低，也就不太奇怪了。当然我们可以说，或许工人所从事的职业本来声望就是靠后的，城市工、农民工皆然。但是城市工人的声望却是在“农民”工人的声望之上的。下节讨论的城乡差别，会进一步凸现这个问题。
2）城乡差别与不平等
城乡差别是一个老话题了。在马克思那时就有了。在中国急速发展的今天，那些城乡差距仍然存在，如何减少乃至消灭城乡差距，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本节对城乡差距的讨论只限于凸现农民和市民的区别，进而了解到底什么叫农民。农民和市民在韦伯指出的生活方式、教育机会等问题上到底有哪些不同，以至于他们被认为有不同的社会地位，是处在二等公民的位置上？我们将只简单介绍政治、社会、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问题上的不平等。
政治上的不平等。早在1953年，中央政府就已经规定，在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中，“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是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8倍。也就是说，农村每一选民的实际选举权是城市每一选民的实际选举权的1/8；在选举省、县人民代表时，农村选民的选举权则分别是城市选举权的5/1和1/4”。[见中国“三农”形势跟踪调查课题组及中汉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部（编）《小康中国痛：来自底层中国的调查报告》，第173－4页。] 1995年选举法修改之后，之前的8倍现在被减少到4倍，但是政治不平等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社会保障上的不平等。同样，早在1951年和1953年，中央政府就规定了城市企事业单位职工的福利，比如公费医疗、丧葬抚恤、退休金、养老金、产假、住房等种种待遇，而农民的生老病死却全部要靠他们自己负责。改革开发之后，并没有多大变化。在1999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中，城市人均413元，而农村则只有14元，相差29.5倍。[见孙立平（著）“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凡客家谱网（http://www.fankhome.com/），作为国内最专业的“日喀则文化部门对家谱修编的指示”公司，选择凡客，等于选择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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