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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农民”：一个华北农村的个案研究[作者在此感谢澳门大学对本研究所提供的经费支持。另外澳门大学研究生张海艳在问卷分析、数据统计、表格设计方面给予很大的帮助，徐立晨同学也协助数据输入，特此致谢。在问卷设计上，李昌平提供了很好的建议，作者在此表示特别感谢。]
郝志东
（澳门大学）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个华北农村的个案研究，进一步探讨“农民”这个社会团体的内涵，其中包括城乡差别，以及从传统到现代的几个方面的转化情况，如个人自由、农民的分化与职业化、村民自治、政治与经济组织化程度以及生活条件等五方面的情况。我们的个案研究表明城乡差别仍然巨大，但是在从传统到现代转化的几个方面，发展情况参差不齐。于是，中国农民基本可以被定义为“社会地位低于市民、在个人自由、分化与职业化、政治自治、组织化、生活条件等方面的现代化程度参差不齐的这样一个社会群体”。未来的农民是否可以成为“社会地位和市民平等、分化和职业化没有像现代社会那样尖锐、政治高度民主、政经组织健全且协调良好、生活条件超过现代化的城市（没有工业污染、没有交通堵塞、没有城市噪音）的这样一个社会群体”，还是一个问题。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实证、阐释和批判三种。
[关键词]农民、城乡差别、现代化、社会学的方法、后现代主义
在当今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所谓的“三农问题”由于其涉及人数之多、触及人们心目中的价值观之深，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农村如何才能“城镇化”、农业如何才能产业化、农民如何才能变成市民、整个中国的发展如何才能减少“不公平”的代价，这些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严峻问题。正如本文题目所示，笔者试图就其中一个问题，即农民问题，做一些探讨。当然，研究农民不可能不涉及农村、农业，只是重点不同罢了。所以本文也是一个“三农”问题的研究。
具体说来，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在文献回顾部分，我将介绍1）农民的定义；2）农民与市民的不同；以及3）从传统农民到现代农民的转变。第二，在研究方法部分，我将介绍实证、阐释与批判的方法，以及本文将如何使用这些方法。第三，我将介绍本人在一个华北农村所作的实证调查的发现，进一步讨论到底什么是农民这个问题。第四，结论，我将讨论农民的未来。
一．文献回顾
（一）农民的定义
正如秦晖所指出的，“什么是农民”这个问题，在困惑着众多的、古今中外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不过，对当代中国农民的定义，由于户籍制度的原因，似乎变得容易了一些。于是，总的说来，有狭义的农民与广义的农民之分。狭义的农民指职业上的农民，即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不过有时人们也把从事渔业、牧业、林业等的人们看作农民。这就使我们想到了广义的农民，即只要你的户口不在城市（鎭），你就是农民，即户籍意义上的农民。即使你已经去了城市做工、经商，定居在城市，只要你没有拿到城市户口，你就是农民。不过，你就是拿到了城市户口，别人也可以你还没有脱离“农民习气”。所以，秦晖说，农民“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 见秦晖，“‘农民’与‘农业者’”，http://www.frchina.net/data/personArticle.php?id=148 《中国学术论坛》网站，上网时间2007年4月22日。关于农民定义的讨论，也可见董险峰所讨论的职业、阶级与户籍身份的农民，见董（著）“第二章：当代中国的农民阶级”，载于阎志民（主编）《中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第116－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出版。还可见田翠琴、齐心（著）《农民闲暇》，第38－4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
这一点和韦伯所定义的社会地位在意义上是相通的。韦伯说所谓社会地位是指一些人主要是由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所受教育程度不同而被他人看重的程度也不同的这样一种情况。而你被人看重，和你有更多的权利、收入，及其它获利的机会是有关系的。韦伯还讲，社会地位既可以是阶级的原因 （即地位高，阶级也高），也可以阶级的结果（即由于阶级高，所以地位高），不过它也可以和阶级没有关系。阶级是由市场机会决定的。[ 见Max Weber,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 300-1. 地位和身份是有关系的。身份不同，地位便不同。张静谈到身份的“核心内容包括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认同和行事规则，还包括该权利、责任和忠诚存在的合法化理由”。这和我们上面谈到的地位是相通的。换句话说，农民和市民在上述这些方面是不同的。见张静，“身份：公民权利的社会配置与认同”，载于张静（主编）《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第4页，上海世纪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从这个意义上讲，1949年以前乡下的地主和贫农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但是从社会地位上讲，他们都是农民。上个世纪末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形成的新阶级，尽管阶级不同，但由于户口都在农村，所以从社会地位上讲，也都是农民。
总之，在当今的中国，只要你从事和农业有关的行业，尤其是你持有农村户口，那么你就是农民。前者是狭义的农民，后者是广义的农民。下面，我们将分析这个农民阶层的几个内涵，包括农民和市民的不同，农民的分化和职业化，以及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化。这些都可以让我们进一步看到农民定义的实质内容。我们先来看农民和市民的社会地位到底有哪些不同。
（二）农民和市民的不同
关于农民和市民的不同，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看得出来：1）进城的农民工被歧视的情况；2）城乡差别；以及3）户籍制度的改革。这些问题告诉我们，农民是二等公民。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1）进城的农民工被歧视的情况
正如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农民进城做工，实质上已经变成了工人，但他们的户口在农村，身份仍然是农民，故被称为“农民工”。他们在城里的经历，可以凸现出他们的社会地位。很多调查都显示，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其它进城讨生活的农民在城市里受到歧视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首先，几个社会声望调查都表明，声望最低的通常是与农民工有关的职业。[ 见李强（著）《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第7－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李强（著）“转型时期冲突性的职业声望评价”，载于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著）《中国社会分层》，第105－11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中国“三农”形势跟踪调查课题组及中汉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部（编）《小康中国痛：来自底层中国的调查报告》，第99－10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如对北京市民的一项社会声望调查发现，在100个职业中，排在最后十位的是乡镇企业工人，进城经商的农民，单位保安人员，进城做工的农民，搬运工，保姆、包工头、废品收购人员、人力车夫、传达室人员。[见李强（著）《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第7－9页。]
其次，农民工的低社会声望，又和他（她）们在城市被歧视联系在一起。关于农民工的被歧视，已经有很多研究。总起来说，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劳动福利权益的被剥夺，如他们超时工作，每天达十多个小时，且得不到劳动法规定的加班工资；他们的工资常被拖欠；他们得不到应得的劳动保护，致使职业病、工伤事故频繁发生；他们的生活条件通常很差（常住工棚、空间狭小、潮湿拥挤、蚊蝇滋生、饮食简单、营养单调），等等。[见李强（著）《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第244－59页。也见于华江、任大鹏、李小运、左停（著）“第二章：2003－2004年中国农民权益保护”，及张蓉、李红菊、王妍蕾、陈素娥、崔红梅、徐启飞（著）“第十二章：2003－2004年中国农民工流动就业状况”，载于李小云、左停、叶敬忠（主编）《2003－2004中国农村情况报告》，第42－3页，第313－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 第二，是加著在他们身上的诸多制度性限制。 比如农民工在城里做工、居住，需办证件多种。2001年的北京市即要求他们办《流动人口证》、《暂住证》、《就业证》、《健康证》、《婚育证》、《职业资格证书》等。办齐这些证件，除了花去不少精力之外，还要付出400－500元。除此之外，城市还限制农民工可以从事的行业和工种。比如2001年的南京市便限制他们只能做诸如建筑、环卫、矿井、装卸、搬运、泥瓦等劳动量大、技术含量低、挣钱少的工作，而限制他们做清洁工、营销员、厨工等，并禁止他们做商店营业员、宾馆服务员、电工、驾驶员等。北京市在2000年将限制使用农民工的行业增加到103个。他们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最险及城市人最不愿干的“五最”行业。[ 见孙立平（著）“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流动”，载于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第15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农民工的那些证件，还动不动就被用工单位扣留，借此限制他们的自由，使他们即使在自己权益受到损坏时，也不能够离开该单位。也见上述李小云等（著）“第二章”，第41；张蓉等（著）“第十二章”，第309－10页。] 2003年中共中央出台政策，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也有城市开始取消《暂住证》。[见张大勇、于占杰、江小青、常华堂、王燕华、黄颖（著）“第六章：2003－200，凡客家谱网（http://www.fankhome.com/），作为国内最专业的“浪卡子家谱设计”公司，选择凡客，等于选择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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