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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美文化部门对家谱修编的指示起“打勾机”(当地扑克牌的一种玩法)、聊天的人,但村子里面却很冷清,大部分人都呆在家里,似乎不再愿意满村子转悠。一个从东头到西头只需要步行十分钟却有上千人的小村庄让人感觉不到它的拥挤,相反却是从没有过的平静。
唯一让我们有所发现的是,村街口的几块破烂石板上却是一个有些人气的地方,这里是村庄两条主干道的交汇处,几家商店和饭馆就在附近,算得上是村庄中繁华的“商业中心地段”。白天的时候,村中的几位老人会在这里下棋、遛鸟,而旁边总是不乏来“观战”和看热闹的村民。只是最近周围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打破了这里的安详气氛。由于南村所在市正在进行新村庄建设的规划,为了控制村民乱建房已经决定对不在规划区建房的房屋加收上万元的建房费,正是为了赶在这一规定生效前,南村掀起了一股建房的热潮。村街口附近的这块地方据说是一村民为承包镇卫生院的合作医疗而专门建造的一座三层小楼。建成以后,这里将成为南村以及附近几个村的医疗服务中心。在这场村庄的“现代化”运动中,村街口这块杂乱无章的地方已经成为了村庄整治中的“死角”,看来不久就要消失了,村里的老人要另寻他处了,只是不知道他们还能否在村中找到一块这样的地方。
市场化的互助与合作
受临近村庄影响,南村的农业产业也以种植大姜为主。前几年大姜价格高的时候,一斤姜能卖上4、5元钱,以一亩产量8000斤计算,除去成本,一般有三、四亩地的村民就能有上十万元的利润。那些较早种植大姜的村子因此猛赚了一笔,正是受这种高利润的诱惑,南村人把原来种玉米、小麦的地也腾出来开始种姜。只是大姜的价格受市场影响厉害,这几年的价格一直在下滑,虽然今年好些,南村人一直都没有在种姜上赚到太多的钱。不过,大姜种植也就从那时起成为了南村主要的农业生产形式。
南村大姜种植有三种类型:大棚姜、小棚姜和露天姜,其中大棚姜产量最高,一般亩产都在8000斤以上,多的能达到一万多斤。种姜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从春分的培种到霜降后的收割和贮藏,种姜的人一直在忙。对于大姜生长来说,打药、施肥、浇水的强度和频率要远远高于一般的粮食和经济作物。一种姜农户计算,大姜从姜种到长成一亩姜需要2、3百斤的化肥。在夏季钻心虫猖獗的时候,每4、5天就要去打药,而浇水则更为频繁。除此之外,种姜最辛苦的莫过于将姜下窖了。大姜的收割一般都是在入冬以后,这时如果卖不到好价钱,农户都要把姜深埋到自己家的井窖里以等待来年的行情。将姜下窖的时候一般是一个人钻到十几米深的井窖下,三、四个人站在井口顺着绳子将姜一桶一桶地传下去。人多的话,这个过程一两天就能完成,而如果人手不够,耽搁久了,姜就容易变坏。但一个家庭没有那么多的劳力,这个时候南村种姜的农户一般都要到离村不远的劳务市场上去雇人。我们问农户为什么不会叫自己的亲戚朋友来帮忙,大多数的回答除了亲戚朋友也都比较忙这一客观原因外,大多数人事实上也不乐意去请他们来帮忙。在他们看来,请亲戚朋友是件麻烦的事情,又要请吃饭、又要欠人情,更主要的是不知道别人是否愿意,这么多的麻烦到不如请雇工来的省事。然而,雇工的成本却很高,按照当地的市场价格,一个男劳力干一天的话至少要50元,也就是说,如果雇上两三个人干上几天活,一户人家怎么也要四、五百元的支出。雇工一般是来自粮食主产区的农民,他们对种姜的过程并不在行,而培姜恰恰又是个“仔细活”,怎么埋、埋在哪里都是有讲究的,因此,农户对这些雇工并不信任,象下井培姜的活还是农户亲自下去完成,雇工就负责在井口传姜。在笔者曾经到过的江西部分农村,经济远不如南村发达,但村民之间的日常性的互助,特别是农忙时的换工和帮工却是村庄中常见的事情,也正是在这种良好的互助与合作传统中,村庄产生出一套有效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南村缺少的正是这种制度化的互助渠道,村民在日常生产中获得救济和帮助的渠道似乎只有市场。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市场却无法取代传统互助形式的功能,对于南村而言,一方面市场救济的成本过高,另一方面市场也无法在乡村社会中建立起一种牢固的信任关系。撇开了传统的南村村民面临的是市场经济的尴尬。
种姜过程中的用水灌溉情况也是我们关心的。由于南村的地下水源条件好,村庄内没有引河灌溉的大水利,离田不远的机井就足够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南村的机井大都是集体时代的产物,水泵虽然坏了,但井眼一直用到现在。一般是田相邻的五、六户人家共用一处井眼,无论买新泵,还是水泵的维修都是大家平摊费用。由于是小水利,这种农业灌溉显然不会出现所谓“搭便车”的行为。在用水高峰时,大家轮着抽水,因为总共也没有多少户,即使轮一圈下来也不需要很久,这样就不会因为用水而产生纠纷。共用一处井眼的几户人家还会有一个小本子专门记录用电的情况,每家在抽水后要自觉地记下电表的度数,累计下来作为每家应缴的电费。总体而言,南村村民农业生产的用水合作是有序的,但这几年随着南村土地的大量转包也产生了些问题。由于工业的发展,村中开办工厂的大小老板无暇种地。他们的土地许多都通过市场承包给了外村人。因为大姜种植对土壤元素的破坏作用,一般三年左右,种姜的地就要轮作休整,俗称“倒茬”,因此,土地的承包期不会超过三年。而在这三年里,承包者一般就不愿意在打井、买泵、修泵上做长远的投资,而且他们都是外来人又不讲究村庄生活的脸面,这样如果和外来承包者进行费用的平摊往往很难,和他们的用水合作就无法达成。和这些外来承包者的田挨着、共用一口井的村民也只能自认倒霉。村中已经出现了好几例这样的情况。
生活在村庄里的“村外人”
遍地开花的五金加工工业是南村的主导产业,其对于村庄生活以及村庄治理都发挥着基础性的影响。在七、八十家从事机械加工的农户中,大约五十家是家庭作坊式的加工生产,他们的车床、轧钢设备一般都安置在自己家的院子里。虽然是在自己家里,但这种家庭作坊式的生产大部分也要雇工,雇工的人数少则两、三人,多的能达到一二十人。据说,他们的效益大致和雇工人数成正比,利润大概从几万到十几万不等。而剩余的二三十家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益上则非家庭作坊式生产所能比,它们已经是标准化的工业生产。这些工厂都集中在南村02年新规划的工业园区,沿着马路一家一家依次排开。在这片工业园区内,光打工人员就有上千人。这里许多工厂的厂长或者公司的经理都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老板”,“大老板”是村里人给他们的称谓,因为他们的资产动辄就要上百万,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小老板”,专指以上那些开家庭作坊的村民。“大老板”和“小老板”在村庄中的大量存在成为了南村村庄生活中的特色,“大老板”和“小老板”也成为了南村村民挂在嘴边、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汇。
因为是加工工业,无论是大工厂还是家庭作坊,它们都是在为上游的大公司,如汽车厂、拖拉机厂、柴油机厂做零件的加工配套。按照南村村支部书记的估算,南村的整个加工工业目前至少和国内的30多家大中型企业有业务上的关系,加工出的成品和半成品则基本上覆盖了整个山东省。大工厂能够直接和上游的大公司打交道,签定生产合同,但许多规模小的家庭作坊往往没有这个资格,这个时候小作坊要生存下去就要从大工厂那里分点活干。对于大工厂而言,如果平时的生产任务过重,自己加班加点干不过来,一些过于琐碎、耗时的生产环节到不如交给那些小作坊去做。一般而言,一个大工厂周围会有3—4家小作坊做配套,大工厂和小作坊之间的生产合作固然是出于双方的共同需要,但因各自的替代性选择不一样,在这种合作中,大工厂明显地处于主动地位。在生产淡季的时候,那些小作坊主会开着汽车主动跑到大工厂那里找些活干。这些大小老板原来都是乡里乡亲的,有的说不准还是兄弟、堂兄弟关系,但现在的关系却有些微妙。平日里点头哈腰虽不至于,但逢年过节,一些灵活的小老板提着礼品去拜访那些有业务关系的大老板却是常事。而遇到大老板家的红白喜事,小老板一般都会去“凑份子”,多上一点礼钱,无非也是希望大老板平时的提携。
相比于和大老板的接触,小老板之间的互动要频繁的多,他们不仅有生产上的往来,而且在生活中形成了一个紧密的交往圈。在村庄中的几处小饭馆,经常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几个小老板在那里打扑克、喝酒、聊天。大家聚在一起,谈谈生产、管理中的问题,聊聊出差定货时的见闻,无形中拉近了距离,也分享了信息资源,这对于小老板自己业务的拓展、生产管理的改进都是有益的。小老板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不同于乡村社会中自发形成的一种纯朴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和运作都有着很强的功利色彩,许多小老板都是主动去建立这种关系。用一位小老板的话说,自己年轻时种茄子那会结交的都是“茄友”,而现在的朋友大都是搞工业的,和种地的人再也谈不到一块去了。
大小老板因为生产方式的趋同以及彼此间业务联系的需要,他们共同构成了村庄中的一个群体,然而与其说他们是村庄中的村民,不如说他们是生活在村庄里的“村外人”。首先,他们在外部的经济体系中有着频繁的业务往来和复杂的人际交往,他们最早接受着外界的信息、理念和生活方式。许多工厂的大老板有了私人的小轿车,有的在市区买了房子,休闲的时候他们会参加旅游团到临近的海边城市去旅游,他们的生活绝不比城市所谓的“白领”差。小老板的生活则参差不齐,有的虽然雇了工人,但自己家庭一般都要参加生产,一天到晚在忙,自然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享受生活。小老板们更愿意把钱花在儿女的教育投资上,他们总是不惜多花些钱送子女到好的学校读书,为子女买上学习机、电脑等等;其次,他们也不关心村庄生活和村庄政治,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似乎让他们无暇顾及其他。对他们而言,除了生产和利润,他们不愿在村庄中的一些琐事上花费时间。他们土地大都不种了,很多都转包给本村或邻村的人种姜去了。久而久之,他们和村中其他人打交道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关系也越来越淡。对于每三年一次的村庄选举,他们的兴趣更是不大。在90年代初村中小工业红火的时候,村里的人上上下下都向小工业看齐以至南村的村委会选举时竟然没有人去竞选,当时南村的对口支援单位是县检察院,无奈之下,县检察院批捕科的一名干部据说兼任了好几年南村的村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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