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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松家谱设计来。我们无力对人民公社制度做出一个总体评价,但对于南村而言,人民公社时代恰恰是村庄公共生活最为膨胀的时期。至今采访村中50岁上下的村民,他们人生中记忆最深的仍然是那一段充满激情的时代。
一个村庄的公共生活是维系村庄道德、产生村庄舆论的重要平台,在人民公社时期,和千百万的村庄一样,南村公共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托的是国家的制度安排和层出不穷的群众运动。但随着后集体时代政治运动的退潮和市场经济利益原则的凸显,村庄范围的公共生活也随之萎缩,在今天的南村,全村人聚在一起的场景已经几十年都没有出现过了。即使是每隔三年一次的村民选举,村委会也没有办法能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召集哪怕超过半数的村民。每次选举,在任的村委委员都要捧着流动票箱挨家挨户地去让村民投票,毕竟各家各户都在忙着自己的生意,让他停下来半天可能就是一笔可大可小的经济损失。当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成为村民行动的唯一参考标准时,村庄中并不能带来直接利益的公共活动在南村人看来已经既非必要也非可能了。
和这种村庄范围内公共生活的衰落一样,村民之间的人际交往频率也在下降。在北方村落中,由于居住相对集中,邻里街坊、左邻右舍在茶余饭后走动走动是再普遍不过的事情。走动最多的一般是中年妇女,夏天一吃过晚饭,某家宽敞的屋檐下或者村中一块敞亮通风的地方总会聚集起人来。来的人一般都带着小板凳和蒲扇,做在那里你一句、我一句,细细拉起家长。村里人告诉我们,村里的那条马路旁,在以前夏天傍晚的时候总是坐满了人。大概从六七点钟开始,人就慢慢多起来,三五成群的人做在一块,时而高声阔谈,时而交头接耳,又不时会间杂着几声嬉笑和叹息。对于村里的小孩子们来说,这个时候也是玩得最“疯”的时候,因为在大人忙着聊天而无暇管束他们,小孩子们总是在旁边追来追去、打打闹闹。这是村庄舆论生成和村庄新闻传递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村民之间的一种紧密和亲近关系也得以建立。谁与谁关系好、谁和谁能谈得来,完全从他们彼此自由的聊天的组合中就可以看出来。除此之外,村庄生活中更常见的是村民之间的“串门”。有意思的是,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村民会端着碗遛到邻居家去聊天,边吃边聊,如果碰巧邻居家也在吃饭的话总是不忘从其菜盘里夹起一筷子菜放在自己碗里,大家彼此谁也不会介意。南村刘义龙在86年的时候买了全村的第一台电视,当时每天晚上来刘家串门看电视的人挤满了屋子,刘只好把电视搬到院子里让大家看。但是现在,特别是这几年来,随着南村经济生活的忙碌,这种村庄中热闹的场面已经很少能看到了。南村几年前装上了有线电视,现在每天晚上,村民更愿意一家人守在电视机旁。邻里朋友的走动少了,在一起聊天的机会少了,而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串门”一词在南村人的理解中也有了变化。许多村里的人在我们的交谈中表示自己现在没有事情的话不会去别人家去“瞎串门子”,而一些有事没事总爱往别人家“钻”的人在私底下则会被指责为“不懂事”、“不怕招人烦”。“串门”这一包含着北方村落浓浓乡情的行为已经掺杂着村民的几分不情愿。即使对那些仍在“串门”的人来说,现在的“串门”和以前的“串门”也已经不大一样,其间多了许多的规矩。村里的人坦言现在去别人家一要选准时间,二是再也不像以前那么随便,自己明显感觉到了许多不自在。久而久之,“串门”自然也就少了许多。如今的夏天,村里人七、八点钟就早早关上了大门,穿村而过的马路旁晚上虽然不乏坐在一起“打勾机”(当地扑克牌的一种玩法)、聊天的人,但村子里面却很冷清,大部分人都呆在家里,似乎不再愿意满村子转悠。一个从东头到西头只需要步行十分钟却有上千人的小村庄让人感觉不到它的拥挤,相反却是从没有过的平静。
唯一让我们有所发现的是,村街口的几块破烂石板上却是一个有些人气的地方,这里是村庄两条主干道的交汇处,几家商店和饭馆就在附近,算得上是村庄中繁华的“商业中心地段”。白天的时候,村中的几位老人会在这里下棋、遛鸟,而旁边总是不乏来“观战”和看热闹的村民。只是最近周围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打破了这里的安详气氛。由于南村所在市正在进行新村庄建设的规划,为了控制村民乱建房已经决定对不在规划区建房的房屋加收上万元的建房费,正是为了赶在这一规定生效前,南村掀起了一股建房的热潮。村街口附近的这块地方据说是一村民为承包镇卫生院的合作医疗而专门建造的一座三层小楼。建成以后,这里将成为南村以及附近几个村的医疗服务中心。在这场村庄的“现代化”运动中,村街口这块杂乱无章的地方已经成为了村庄整治中的“死角”,看来不久就要消失了,村里的老人要另寻他处了,只是不知道他们还能否在村中找到一块这样的地方。
市场化的互助与合作
受临近村庄影响,南村的农业产业也以种植大姜为主。前几年大姜价格高的时候,一斤姜能卖上4、5元钱,以一亩产量8000斤计算,除去成本,一般有三、四亩地的村民就能有上十万元的利润。那些较早种植大姜的村子因此猛赚了一笔,正是受这种高利润的诱惑,南村人把原来种玉米、小麦的地也腾出来开始种姜。只是大姜的价格受市场影响厉害,这几年的价格一直在下滑,虽然今年好些,南村人一直都没有在种姜上赚到太多的钱。不过,大姜种植也就从那时起成为了南村主要的农业生产形式。
南村大姜种植有三种类型:大棚姜、小棚姜和露天姜,其中大棚姜产量最高,一般亩产都在8000斤以上,多的能达到一万多斤。种姜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从春分的培种到霜降后的收割和贮藏,种姜的人一直在忙。对于大姜生长来说,打药、施肥、浇水的强度和频率要远远高于一般的粮食和经济作物。一种姜农户计算,大姜从姜种到长成一亩姜需要2、3百斤的化肥。在夏季钻心虫猖獗的时候,每4、5天就要去打药,而浇水则更为频繁。除此之外,种姜最辛苦的莫过于将姜下窖了。大姜的收割一般都是在入冬以后,这时如果卖不到好价钱,农户都要把姜深埋到自己家的井窖里以等待来年的行情。将姜下窖的时候一般是一个人钻到十几米深的井窖下,三、四个人站在井口顺着绳子将姜一桶一桶地传下去。人多的话,这个过程一两天就能完成,而如果人手不够,耽搁久了,姜就容易变坏。但一个家庭没有那么多的劳力,这个时候南村种姜的农户一般都要到离村不远的劳务市场上去雇人。我们问农户为什么不会叫自己的亲戚朋友来帮忙,大多数的回答除了亲戚朋友也都比较忙这一客观原因外,大多数人事实上也不乐意去请他们来帮忙。在他们看来,请亲戚朋友是件麻烦的事情,又要请吃饭、又要欠人情,更主要的是不知道别人是否愿意,这么多的麻烦到不如请雇工来的省事。然而,雇工的成本却很高,按照当地的市场价格,一个男劳力干一天的话至少要50元,也就是说,如果雇上两三个人干上几天活,一户人家怎么也要四、五百元的支出。雇工一般是来自粮食主产区的农民,他们对种姜的过程并不在行,而培姜恰恰又是个“仔细活”,怎么埋、埋在哪里都是有讲究的,因此,农户对这些雇工并不信任,象下井培姜的活还是农户亲自下去完成,雇工就负责在井口传姜。在笔者曾经到过的江西部分农村,经济远不如南村发达,但村民之间的日常性的互助,特别是农忙时的换工和帮工却是村庄中常见的事情,也正是在这种良好的互助与合作传统中,村庄产生出一套有效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南村缺少的正是这种制度化的互助渠道,村民在日常生产中获得救济和帮助的渠道似乎只有市场。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市场却无法取代传统互助形式的功能,对于南村而言,一方面市场救济的成本过高,另一方面市场也无法在乡村社会中建立起一种牢固的信任关系。撇开了传统的南村村民面临的是市场经济的尴尬。
种姜过程中的用水灌溉情况也是我们关心的。由于南村的地下水源条件好,村庄内没有引河灌溉的大水利,离田不远的机井就足够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南村的机井大都是集体时代的产物,水泵虽然坏了,但井眼一直用到现在。一般是田相邻的五、六户人家共用一处井眼,无论买新泵,还是水泵的维修都是大家平摊费用。由于是小水利,这种农业灌溉显然不会出现所谓“搭便车”的行为。在用水高峰时,大家轮着抽水,因为总共也没有多少户,即使轮一圈下来也不需要很久,这样就不会因为用水而产生纠纷。共用一处井眼的几户人家还会有一个小本子专门记录用电的情况,每家在抽水后要自觉地记下电表的度数,累计下来作为每家应缴的电费。总体而言,南村村民农业生产的用水合作是有序的,但这几年随着南村土地的大量转包也产生了些问题。由于工业的发展,村中开办工厂的大小老板无暇种地。他们的土地许多都通过市场承包给了外村人。因为大姜种植对土壤元素的破坏作用,一般三年左右,种姜的地就要轮作休整,俗称“倒茬”,因此,土地的承包期不会超过三年。而在这三年里,承包者一般就不愿意在打井、买泵、修泵上做长远的投资,而且他们都是外来人又不讲究村庄生活的脸面,这样如果和外来承包者进行费用的平摊往往很难,和他们的用水合作就无法达成。和这些外来承包者的田挨着、共用一口井的村民也只能自认倒霉。村中已经出现了好几例这样的情况。
生活在村庄里的“村外人”
遍地开花的五金加工工业是南村的主导产业,其对于村庄生活以及村庄治理都发挥着基础性的影响。在七、八十家从事机械加工的农户中,大约五十家是家庭作坊式的加工生产,他们的车床、轧钢设备一般都安置在自己家的院子里。虽然是在自己家里,但这种家庭作坊式的生产大部分也要雇工,雇工的人数少则两、三人,多的能达到一二十人。据说,他们的效益大致和雇工人数成正比,利润大概从几万到十几万不等。而剩余的二三十家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益上则非家庭作坊式生产所能比,它们已经是标准化的工业生产。这些工厂都集中在南村02年新规划的工业园区,沿着马路一家一家依次排开。在这片工业园区内,光打工人员就有上千人。这里许多工厂的厂长或者公司的经理都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老板”,“大老板”是村里人给他们的称谓,因为他们的资产动辄就要上百万,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小老板”,专指以上那些开家庭作坊的村民。“大老板”和“小老板”在村庄中的大量存在成为了南村村庄生活中的特色,“大老板”和“小老板”也成为了南村村民挂在嘴边、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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