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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墓主葬地的四至范围、地券用的是天干，也称“十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用来表示“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排列次序的符号，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是虚拟的，其土地价值“直（值）钱五十万”亦是一个被夸大了的数字，它只能说明地主阶级对占有土地的一种强烈欲望。
地券是我国自汉以降古墓中常见的一种随葬明器，其质地有摩崖、铅、木、玉石和砖等地券。券上文字多半是刻成的，也有一部分于刻后填朱或直接用朱或墨书成。
地券虽为一种虚构的随葬品，恰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地券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封建社会的土地占有制度。土地契约，成为地主阶级占有和兼并土地剥削农民的一种手段和合法形式，作为对死者亡灵精神慰籍的“幽契”，就是在这种社会经济形态下的产物，是当时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也是神仙方士具体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一种迷信形式。
扬州以往发现的地券，要数1975年在邗江县甘泉乡甘西村出土的一方东汉熹平五年（176）刘元台砖地券为最早（《文物》1980年第六期），以1956年夏在扬州西郊司徒庙出土的南唐昇元二年（939）颖川陈氏买地木券为较晚，最迟的还有明清地券等。
西晋砖地券的出土，不仅弥补了地券的缺环，也对了解当时的社会习俗、地名考证以及民间书法艺术具有一定的研究、参考价值。
雕版印刷与扬州
◇王 克 张 华
雕版印刷是运用刀具在木板上雕刻文字或图案，再用墨、纸、绢等材料刷印、装订成册页或书籍的一种特殊技艺。它肇始于一千三百年前的中国，开创了人类复印技术的先河，承载了难以计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它与在此基础上发明的活字印刷统称为古代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在世界文化传播史上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该技艺至今仍保存着完整的形态，其中饾版印刷等经典技艺，造化神奇，为现代印刷技术也无法仿效。
2006年，扬州的“雕版印刷技艺”项目经申报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9年，以扬州为代表的“中国雕版印刷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某种意义上说，雕版印刷技艺亦被称为扬州雕版印刷技艺，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以扬州为代表，是有深刻原因的。
悠久的历史
扬州学者王澄先生著《扬州刻书考》，其开篇就有一段关于扬州雕版印刷起源的论述：
扬州雕版印刷始于唐代。唐穆宗长庆四年（824），诗人元稹为好友白居易诗集《白氏长庆集》作序，注云：“扬越间多作书模勒天（即白居易）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此处所说“模勒”即刻印。与元稹同时为官的冯宿所上《请禁印时宪疏》云：“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板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期印历已满天下。”（《全唐文》卷六百二十四）扬州其时为淮南道治所，是刻印历书风气很盛的地区之一。宋王明清《挥麈录》记述：“《大业幸江都记》自有十二卷，明清家有之，永平时扬州印本也。”永平为五代初期前蜀年号，时值公元911-915年。以上都为扬州早有雕版印刷的史证。至于史籍对扬州雕版印刷史实的直接记载，则始于宋代。
明代学者胡应麟著《少宝山房笔丛》云：“雕本肇始于隋，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他没有笼统地用“出现于隋唐时期”来概括，而用“始”、“扩”、“精”分别描述出不同年代雕版印刷产生与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令人信服。他能够作出如此细致的分析和判断，或许是因为考证了隋、唐、五代的雕版印刷实物。
事实上，扬州具备在隋代出现雕版印刷技艺的条件。当时扬州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为陪都，其繁荣程度不亚于洛阳。尤其是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后，扬州交通更加便利，地位也得到进一步提升，为雕版印刷的产生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基础。隋唐之际，雕版印刷术循两条不同的途径发展起来。一条是适应佛教传播，需要复制大量的佛像与佛经；另一条是民间坊刻雕印年历、经咒等民间生活用品。从某种意义上说，雕版印刷术的发展是佛教信徒为传播教义进行探索和实践的结果。而隋朝时，扬州佛教兴盛。开皇十一年（591年），隋炀帝在扬州城内设“千僧会”，拜天台宗创始人智顗为师，授菩萨戒，被奉为“总持菩萨”。这一年，扬州寺观猛增了十三座，为中国佛教史上少有之事，也使扬州佛经和佛像的需求量增大，单纯的手抄已经不能满足需要，雕版印刷应运而生和乘势迅猛发展，扬州雕版印刷史发展成为中国雕版印刷史的缩影。
辉煌的业绩
雕版印刷为扬州历史文化重要特色之一。清代扬州雕版印刷空前发展，刻印之书不可胜计，最值得一提的要数《全唐诗》，世称“中国雕版印刷第一书”。康熙年间皇帝命两淮盐政曹寅于扬州天宁寺内设扬州诗局，召集全国各地雕版印刷的能工巧匠前来效力，集中写刻印制，用将近两年的时间刻印完毕。《全唐诗》分装一百二十册，十二函。版式为半页十一行，每行二十一个字，白口，双鱼尾，左右双边。全书写、刻、校、印皆精。工楷写刻，字体秀润，墨色均匀，用开花纸印刷，纸张坚韧洁白。康熙皇帝阅览进呈的样书后，大为赞赏，御笔朱批道：“刻的书甚好！”
清代扬州雕版刻印的书质量高，精品多，有学者认为金农刻本（1733雍正十一年）《冬心先生集》较《全唐书》更精美。或许从刻印的质量来看，《冬心先生集》的确较《全唐诗》更胜一筹，但笔者认为其历史文化意义远不可与《全唐诗》相比。因为《全唐诗》的刻印乃“钦定”，规模大，影响深远；《全唐诗》刻印较《冬心先生集》早近三十年，代表了当时雕版印刷最高成就，堪称雕版印刷史上划时代的作品。
扬州雕版印刷技艺精湛、独特，在雕版印刷术基础上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也与扬州有着密切的联系。活字印刷由毕昇在宋代庆历年间（1040—1048）发明，由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梦溪笔谈》又以扬州州学刻本得以面世。由此可知，没有毕昇，就没有活字印刷。没有《梦溪笔谈》，活字印刷就得不到流传。而没有扬州州学，《梦溪笔谈》就不能面世。活字印刷术出现后，扬州雕版印刷技艺由于它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没有被活字印刷所取代。据《中国古籍版刻辞典》载录，活字印刷《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刊行后，扬州淮南书局随之影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以利于其更好保存。期间，扬州雕版印刷以空前辉煌的业绩跃居中国刻书名区之列。目前，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作为雕版印刷技艺的保护单位也积极致力于活字印刷技艺的传承、保护。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刻印社采用活字技术生产了大量线装书，如《唐诗三百首》《毛泽东诗词》《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周易》等，受到了各界的好评。
独特的传承
雕版印刷技艺的传承方式按组织形式可分为官刻、坊刻和家刻，传承的特点各不相同。扬州雕版印刷技艺的传承大体也分为这三种形式，但传承更有序，表现更独特。
官刻。扬州官刻的独特之处主要表现为扬州官刻规格高，规模大，持续时间久，影响深远，成果丰硕。正如前文所述，从官刻《全唐诗》时，扬州就聚集了全国各地雕版印刷的能工巧匠。但是《全唐诗》刻印后，这些优秀的编校、书写、镌刻、印刷人才，并没有离开扬州。因为从扬州诗局到扬州书局、淮南书局，历时百年以上，扬州官刻的书籍不计其数，那些全国雕版印刷的顶尖“高手”在扬州定居生活下来，在刻印书籍的同时，将他们掌握的技艺在扬州传承、发展。
坊刻。坊刻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由坊主聘请相对稳定的雕版印刷艺人，集中于书坊内刻印图书，逐步形成某个书坊独特的刻印风格或在某个地区形成坊刻的流派。民国中期，扬州的陈恒和父子创办了“陈恒和书林”，从事刻版修版校印古籍，他们悉心搜集乡邦文献遗稿，辑刊《扬州丛刻》，尤为世人称道，被誉为扬州坊刻后起之秀。
家刻。清代扬州所刻书，家刻本占了大多数，令人赞美的精品也最多。经济富庶，文人大家辈出，是扬州家刻图书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扬州家刻图书主要有三类：一是扬州盐商刻本。扬州盐商中有一部分为商人兼文人，他们或为“博雅”之誉，或为益人济世，不惜重金收藏图书，招收名士，精心刻书，以雍正、乾隆间马曰琯、马曰璐兄弟最为有名，他们的刻本时称“马版”；二是“集著作家、藏书家、校勘家”于一身的刻书家刻本，这部分刻书是扬州家刻的主流。康熙间曹寅，在奉旨刊刻《全唐诗》等内府书籍的同时，又选刻家藏图书及自撰诗、词、文、传奇著作共二百八十二卷；三是写刻本。清代，扬州地区的文化艺术空前繁荣,出现了一批“书画皆佳”的文人，如“扬州八怪”，他们亲自写样上板精刻，将书法运用到雕版印刷中，因而备受世人珍爱。康熙间，石涛刻印所著的《画谱》，就亲自手书上板付刻。这些由书画名家写样的精刻本，被收藏家奉为上品。
官刻、坊刻、家刻这三种传承方式对传播和传承扬州雕版印刷技艺，都曾起到重要作用，也为雕版印刷技艺提供了博大的传承空间。但清末以后，随时代变迁，这些传承方式走向了衰败，于是杭集扬帮成为扬州雕版印刷技艺传承的主力军。杭集镇位于扬州南郊，清代以来这一带雕版艺人众多，以陈开良、陈正春、陈礼环、陈开华、王义龙、刘文洁、陈兴荣等为代表的“杭集扬帮”，写工、刻工、印工、装订工齐全，世代相承，在雕版印刷技艺日趋式微时，他们成为该传统技艺具有突出代表性而为数不多的现存者，在传承与保护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维系该项绝技保持活态而不致湮灭的关键所在。杭集扬帮是一支拥有雕版印刷高精技艺的骨干力量，在他们走南闯北承接刻书业务的同时，将技艺也传播至各方，近代扬州刊刻印行的大部分雕版印刷作品，凝聚了杭集扬帮传人的心血和才华。
出色的保护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扬州为雕版印刷技艺的传承与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早在1960年春，扬州市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成立“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召集雕版印刷艺人六十余人，从事古版修版及刷印工作。为此，省有关领导部门专门发文征集省内藏版，又从浙江借调部份藏版，交广陵刻印社整理、修补、重印。几年内，征集到古版近二十万片，印行图书十，凡客家谱网（http://www.fankhome.com/），作为国内最专业的“罗平修家谱价格”公司，选择凡客，等于选择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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