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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亨文化部门对家谱修编的指示成为明代中期广东地方社会朝着士大夫化的社会转变的一种重要动力，值得今后做更深入的探讨。
关于黄佐的祖父黄瑜和父亲黄畿的事迹，以及这个家族后来的显赫历史，学界已经有相当的了解，本文不拟详论下去。不过，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关于这个家庭的历史记录，甚至连黄瑜黄畿的事迹在内，都是由于黄佐这位杰出的历史编纂家的努力而彰显的。甚至连黄瑜最著名的著作《双槐岁抄》，也是由黄佐增补之后公之于世。因此，这个家族在明代前期的全部历史记录，都得以其为明中叶士大夫之历史记忆视之。这些记忆，部分也许可以追溯到黄佐祖父黄瑜，但相信是到黄佐的时候，才成一有系统文字记录之史事。明弘治十年(1497)番禺谢廷举撰《明故文林郎知长乐县事双槐黄公行状》记曰：
世传仕业，自叠水(指黄瑜曾祖黄教——引者按)以来，始潜而弗耀，汇休钟庆，实发于公之身……既冠……时番禺东井陈宣之先生以五经授教，遂相与馆于广城，卒业其门，而学益进。讲习之暇，则修堂祠，营居室，凡椟主之制，祭祀之仪，冠婚丧葬，必仿文公《家礼》行之。③
据说，黄瑜不但在自己家庭推行《朱子家礼》，还创修了这个家族的家庙和家谱，黄佐纂修的嘉靖《香山县志》卷7收录吕柟撰《香山黄氏家乘序》曰：
《黄氏家乘》一编……皆香山黄长乐君之所创编，其孙太史才伯之所增修者也。才伯曰佐，今自宋度支员外郎汉卿鸣筠州来，凡十有四世，自元西台御史宪昭谪南海来，凡八世，自国初温德始有尺籍，隶香山来，凡五世。阙疑而传信，斯谱也大略具矣。于威!长乐君在天顺中为太学生，曾上六正之疏，时人或比之陈东。而才伯又为今名史氏……才伯又言长乐君首创建家庙，中遭寇变，他皆不顾，独抱主以避。父粤洲君，割已田七十，以供罴尝。嗟乎!孝子之重宗佑正，犹忠臣之爱社稷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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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碑是石坚平同学在田野考察时发现的，碑文的辨读和抄录得到郑振满教授的帮助，谨表谢忱。
②参见石坚平：《建筑荣恩祠碑志考释》(未刊稿)。
③黄瑜：《双槐岁抄》，第7—8页。
这个家族的家乘谱牒创自何时，说法不一，前引《双槐岁抄》中曾提到黄瑜祖母关氏在永乐元年民舍大火时，“他物不遑携，惟持谱牒，拥蔽其面，吁天哀号，风反火回，得免煨烬。今家乘得存，祖母之功也”，似乎在黄瑜之前，早已有谱牒存家，但同一篇文字，又说有关其高祖黄从简的事迹“家传缺略”，得谢用宾的《何左丞真遗事》方知其实，可见在黄瑜之前，其实并无黄从简以上世代祖先的记录。又现存的《黄氏家乘》为清道光年间黄培芳编纂，黄培芳在序中说其《家乘》编自黄佐，但“惜乎不可复观”。据此，我以为黄佐纂有《家乘》应该没有什么疑问，而黄瑜所编的家乘，则可能仅属草创。本文所能见有关黄瑜以前历代先祖的事迹经历，大致在黄瑜之前，只是口述的传统，而经黄佐之手，则已见详备。吕楠的序文，把从黄瑜到黄佐所建立的家族历史述说的意义发挥得相当清楚，从中不难窥见明代中期兴起的士人在地方社会建立士大夫文化传统之深意所在。
结 语
黄佐《自叙先世行状》所讲述的明代前期的家族历史，可以视为明代中期士大夫家庭的历史记忆。在这样一个视角下，我们可以由前面对于具体史料记载的考述，引出带有一般意义的讨论。在作进一步讨论之前，不妨先来再看一个更早被记录下来的家庭历史。以下记载出自明代前期东莞县士大夫罗亨信之子罗泰敬撰述的《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罗公年谱》：①
公姓罗，名亨信，字用实，号乐素。先世南雄人，宋季徙居东莞之英溪。高祖讳俊，曾祖讳应辰，祖讳得宽，元至正间，由里选为邑掾，后丁内外艰归，值季世乱，不复出。父祖昌亦不仕，自号英溪耕隐，母赤岭黄氏，生善族，有贤行。洪武十年丁巳十月二十八日亥时，公生。十五年壬戌，公年六岁。是年，邑海寇作，剽掠村聚，远近骚然，人皆逃避。祖父以襁约公于背遁，夜泊东莆。贼逼甚，祖父度不能两全，遂弃公于丛莽中，为民兵所获。及旦，人有见公貌奇伟，欲市为子。幸得同乡人妇谓曰：“是良家儿，幸勿货也，当有重赎。”贼平，祖父询知民兵家，束装持白金往赎，父子始复完。十六年癸亥，公年七岁，贼平后，部符下，以濒海之民，多从贼反复，名日降民，欲迁充戎。后先祖惧，挈家逃惠阳。时公未能远行，乃寄育亲旧之家。十七年甲子，公年八岁，时朝廷宥降民，祖回，遣公受学于城西温良甫先生馆，公实始受学也。十八年乙丑，公年九岁，祖携家回自惠阳，以旧居荒翳，未及芟辟，乃暂居桥岭祖茔之傍。十九年丙寅，公年十岁，祖始营英溪旧宅，耕辟旧业，仍请温良甫先生来塾于家，时乡里颇宁矣。……二十四年辛未，公年十五，仍游伯原莫先生馆。是年重造赋役册，推收岁亩，躬自开报，无少差忒。二十五年壬申，公年十六，改受本乡封先生馆。二十六年癸酉，公年十七，时监察御史耿览按邑，谒庙，以生徒员少，令有司举俊秀子弟补。是年公始游庠序……二十七年甲戌……是年秋，朝廷命安陆侯来广，集军士以起各县城垛，安陆侯又分遣都督刘得莅县。附近人民，刘公亲阅垛点，集远乡民户，俱札廪膳生员往取。公时在差列，札往十都莆心社。公实户口，只将二丁以上人户起垛，事无谬戾，人无怨嗟。刘公奖曰：这秀才虽少年，干事都当理，他日必为有用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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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亨信：《觉非集》卷10，《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册，第48—49页。
谱主罗亨信，生于洪武十年，卒于天顺元年(1457)，永乐二年中进士，明英宗时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这段由其长子撰述的文字，叙述的主要是罗亨信及其父、祖在元末明初的经历，同黄佐关于其祖先在洪武年间的经历的记述相比，这段文字记录的是一段更近的历史，内容也似乎更为翔实。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到从元末到明洪武年间，在这个地区有几种势力纠结不清：地方官吏、乡民、民兵、贼、谪军或垛集军、编户以及生员，不同的角色和身份，因着时势的转变，在同一家庭中转换。其变化之轨辙，与黄佐先世的家庭以及前文列举的种种事例，大略相同。其间或避走，或逃逸，或脱免，或举补，可能因人而异，但其大势则一也。由此可以说，黄佐有关其先世经历的叙述，乃是同一时代许多家庭的共同经历。由此共同经历或可约略勾画出明初广东地方社会转变之面相。
概而言之，元末的广东地方社会，是一个乡豪支配而读书人也有了一定影响的社会，这些乡豪如何真、李质者，在本地文人的帮助下，同王朝国家拉上关系，成为地方上具有正统性身份的政治势力。明朝的征服，一方面把这些乡豪纳入了明朝帝国的权力体系中，另一方面也通过调发戍卫，沉重打击了他们在本地的势力。新王朝则以荐举贤良、拉拢地方势要、编制里甲、征集军兵、戍卫屯垦、征剿叛乱等途径，把许许多多的土著居民拉入王朝的统治之下，建立起地方社会对王朝的臣服。与此同时，一些读书人在地方推行教化日趋积极，许多已经成为王朝编户的家庭，积极培养子弟读书求学，参加科举；在士人的推动下，以《朱子家礼》为规范的礼仪，渐次在乡村中推广。这一发展，其势虽缓，但历永宣至正嘉朝百余年的演进，渐见其效，到明代中期，这个地区涌现了一批士大夫家族，并由此逐渐形成了士大夫文化主导的社会秩序。
黄佐叙其先世的经历，或有不少虚构的成分，但其所表现的历史情势，大致是真实的。这种具体情节的虚构与历史大势的真实之间的统一，是明代中期士人的历史记忆渐次模式化的一种表现。我们不可以忘记的是，这些家庭共同的经历，都是由那些已经成为士大夫的人书写的。这种历史书写，在好几个方面有共同的内容：其一，祖先总是宋元时由外省迁徙入粤；其二，元末时如果不是随何真起兵，就是避乱乡间；其三，多数祖先在明初之前寂寂无名，不过总是用“隐德弗耀”一类饰词形容之；其四，入明以后，这些家庭或被征发充戎，或广治田业，或负贩经商，事迹始见于载籍；其五，明初的几代，多有培养子弟读书、周恤乡族、抗御盗贼、立庙修谱、革俗兴礼等种种足称儒行的事迹；其六，继而往往有一二弟子金榜题名，从此成为仕宦之家。明代珠江三角洲地区多数家庭留下的历史记录有着同样的经历，固然是由于没有同样经历的更多地位卑微的家庭被历史遗忘了，但这些留名史籍的家庭其实在明初也大多人微位卑，他们的历史，也是后世掌握了书写历史的权力的子孙记录的。于是，这些相近套路的历史，实为当地士人、或要做士人的家族共同的历史记忆，而这类记忆在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情景下，必有其特殊的文化意义，需结合后来的社会变迁来讨论，已非本文范围，姑且不赘。
[作者刘志伟，教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5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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