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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谱牒研究
谱牒是希望通过对族谱编纂过程的讨论，来验证族谱作为中国人家族、宗族私家“历史”所具有的真实性和虚构性，从而说明隐藏于其后的族谱编纂者与持有者具有一部分历史意识。
在很多情况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族谱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理想、为把握过去状况而服务的资料。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来观察近年来运用了族谱资料的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如根据族谱的记载，对某一地区的移居史进行重建的尝试；利用族谱的资料，对以往的人口动态进行的分析；利用族谱的资料，对一些政治史上的和其他领域中的重要人物的出身背景的考察，等等。另外，即使在人类学家以村落调查为基础的研究著作中，为了叙述某一宗族或村落的历史背景，族谱也往往在相应的章节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已经成了一个通例。
当我们希望详细地了解一个个家族或宗族的历史时，参考族谱一理想资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可说是毋庸置疑之事。然而，族谱在成为职业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的材料之前，本身已经是一部包含着对本族过去经历的解释与主张的“历史叙述”。像这样一种返回原点的寻根式讨论现在还很少见。关于族说存在的理由，即究竟为什么要编写族谱？它们又是如何被持有、被“使用”的？虽然已有人试图从这些基本的角度出发来探讨族谱作为“史料”的可信赖程度，但迄今为止对这一问题进行的讨论，远不能说是充分的。
毫无疑问，族谱并不是由第三者作出的“纯客观”事实的记录，而显然是由作为当事人的某一家族、宗族的某个成员亲手编纂并保存下来的文献。希望阐明自己的祖先和本家族的历史这一动机，虽然导致出策这样一种对整个家族、宗族成员的事迹以及他们之间的系谱关系进行精确描述的“历史”记录；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正是因为有了一动机，才使得一种有意无意的选择行为，介入了何种内容应该写入族谱，何种内容不该写入族谱这一判断过程之中。其结果，就有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赋予族谱中所记录的内容以某种虚拟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于编纂者自身业说，族谱内容也是一种与自我认同和自我夸耀直接相连的东西。
通过对这类族谱所具有的虚构性和族谱编纂过程的回顾，来逐项检验所载事实的可信程度，这一工作就其基本性质而方，本来应该属于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另外，在对历史资料，即作为一种服务于重建过去状况之线索的族谱的可信性加以验证的同时，还希望有机会关注赋予了这类族谱以超越单纯的“事实”记录的“真实性”问题，以及持续地进行族谱再生产的人们的意识结构问题。正是在这类研究方面，人类学家的观点有可能作出重要的贡献。
作为族谱本身，是由某一编纂者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编成的，其内容不仅仅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系列事件的连缀，实际上，在家族和宗族中，族谱经常作为行动的依据被人们提及、称引和解释。也就是说，族谱持续在存在于离不开往昔、因而不继予以回味并对之进行再生产的当前人们的意识中。对于人类学爱来说，族谱不仅是重现过去状况所需的线索，也不仅具有讨论某村某族历史沿革的辅助资料价值，它还是隐藏着遥远过去种种重要可能性的一个素材。
二族谱的编纂---一个追溯性的过程
所谓族谱，是指“在中国的宗族中所构成的以系谱为中心的记录”。族说是对始祖以来的父系亲族的记录，其内容包括每一个亲族成员的姓名、生年、卒年、生前业绩、妻姓、子女数、居住地、坟墓位置和风水等；同时，也会解释和附记整个宗族的来历及亲族应遵守之规范。
但是，即使在把族谱视为一种“记录”的时候，它也并不一定是亲族成员存活时进行的共时性描写；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在该成员去世以后，以总结和评价其生平的形式而作的记载。而且，族谱的每一次重新编撰过程，都要增加转述和再解释的工作。特别是对最初编撰者的追溯性访问和重新解释过程而大量增加，这种可能性是无地否认的。
以某一村落或地域为基础的宗族，在记载最早迁至该地的始祖（开基祖）以前的祖先事迹时，大多转引该始祖所由迁出之母村的宗族、或与此宗族同系列的其他宗族的族谱。另外，关于现居地始祖以下的部分，由于族谱的编纂并不一定在移居之初就开始着手，而往往要在迁移、定居后经过一段时间，当宗族已开始呈出繁荣景象之后才计划编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从村落和地域始祖来到定居点以后直至编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从村落和地域始祖来到定居点以后直至编谱以前这一段时间内的世代记载，仍然可能是追溯性重建过程的产物。
族谱所记录的系谱位置最早的祖先的年代，及被认为是现居村开基祖或地域开基祖的移居年代，与据信完成了族谱编纂的年代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时间差。
（5）家谱书目
家谱是记载本宗族和事迹历史图籍，它舆正史、方志一起，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学大夏三大支柱，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至今对存世的中国家谱数量仍缺乏完整的统计，家谱目录远非历代遗存的中国家谱的全部，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尚有不少藏书单位和个人收藏的大量家谱未能收入。
据统计，上图现在1949年前的家谱计11700种，近10万册。上图家谱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履盖面较广。上图收藏的家谱履盖全国20个省，以浙江、安徽为最多，其次为江苏、湖南、四川、福建、山东、河北、湖北、江西等省，甘肃、贵州、广东较少。浙江的家谱，集中於金华、余姚、上虞、慈溪一带，安徽的家谱，则以徽州地区最为集中。
二是姓氏较多。上图家谱共分328个姓氏。其中以张姓最多，计638种，其次为陈姓622种，王姓524种，吴姓424种，刘姓420种，李姓418种，周姓366种，其他徐、黄、朱、胡、杨姓等均在200种以上。冷僻姓氏有80余咱，如吾、承、寻、帅、危、谌、港、後、平、阳、璩、青、斜、揭等。
三是质量较高。上图收藏的家谱多为清代、民国期间刊本和木活字本，但有200馀种明刊本，不少明刊本家谱中保存着彩绘书像；家谱中还有不少稿本人纂修底本和名人家谱，均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四是具有上海地方特色。上图收藏的家谱，相当一部分是上海开埠後外地来沪发展人士的家谱，如《镇海东管乡沈郎桥叶氏家谱》，对於研究上海近代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至於《合肥李氏宗谱》（1928年修）、《龙溪盛氏宗谱》（1943年修）、《无锡荣氏宗谱》（1935年修）等家谱则以独御的视角揭示了十九世纪後期、二十世纪初期上海近代工业发展的轨迹。
由上可知，上图收藏的家谱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存世家谱中都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中国国家图书馆
中国国家图书馆，即北京图书馆，收藏中国家谱数量仅次於上图但质量颇高。
北京图书馆成立於1909年，共有藏书2200万册，是中国国家总书库，馆舍共计17万平方米。北图在创立之初，受梁启超馆长的影响，十分重视家谱资料收藏工作。1928年北图曾致函社会各界，广为徵求家谱。到1950年，馆藏家谱已达348种。在以後土改等历次运动中，北图有识之士按照“人充我取”原则，广为搜集家谱，数量不断增加。为加大整理地方志与家谱的力度，北图於1990年专门成立“地方志与家谱文献中心”，时家谱数量已达3006种。北图收藏的家谱，不仅数量较多，而且质量很高，颇具特色：
一、收藏家谱覆盖面较广。家谱最多的是苏、浙、浣三省，其次为华中、华南各省，河北、山东、东北地区也有一些，西北地区最少。
二、家谱姓氏较多，共计268姓。超过50种以上姓氏的有12种，王姓最多，有142种，陈姓134种，张姓101种。
三、版本质量较高。宋代有2种，最早为史浩纂《仙源谱》，为内府钞本。元明代有322种。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统计，列为史部传记类宗谱中的善本，北图几占一半。
四、少数民族家谱有特色。一是用汉文撰写的少数民族谱，计有八旗谱19种，蒙谱2种，皇室谱多种；二是用少数民族文字撰写的家谱，计满文谱21种，蒙、彝、藏文谱11种，均十分珍贵。
湖南图书馆
湖南图馆建于1904年3月，由当时湖南巡抚赵尔巽倡设，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公共图书馆之一。1948年5月迁入长沙韶山路新馆，馆舍面积为4.37万平方米。至1990年底，藏书累计316万册，其中古籍95万册，善本为5000部5万册，有宋刻《说文解字》十五卷本，五代刻本《雷锋塔藏经》第卷等珍本。据统计，湖南图书馆收藏家谱1176部，数量仅次于上图、北图。其中《周元公世系遗芳集》（十五卷）、《孔氏祖庭广记》（十二卷）、《丰城李氏族谱》、《重刻蒙潭康氏族谱》等6种列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省图书馆建于1913年，也是中国建立较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馆址合肥无湖路76号，藏书240万册。古籍40万册，善本3121种、30707册，其中元刻《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清著名书法家梁同书手稿本《频螺暂存稿》、清姚莹撰稿本《康卫纪行》行较为珍贵。至今存世的家谱，徽州地区占有重要地位。定向省图书馆利用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多次到皖南徽州地区采访家谱，遂使安图收藏的家谱不仅数量已达200馀种，而且质量较高，特别是徽州地区家谱颇具特色。安图家谱《王谢世家》（三十卷）、《新安名族志》（二卷）、《汪氏渊源录》（十卷）等31种家谱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其中三分之二为孤本，是收入古籍善本书目中的家谱数量仅次于北图、上图的图书馆。
天一阁藏书楼
天一阁建于明代嘉靖十一年（1532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位于浙江宁波市。阁主人范钦（1506-1585年），浙江鄞县人，嘉靖十一年进士，历官至兵部右侍郎。范氏生平好学，性喜藏书，收藏日富，乃建阁存置藏书，以“天一阁”命名。所藏以明代地方志、登科录以及乡试、会试、武试录为一大特色。据统计，收藏族谱共403种。其中《皇明恩命录四卷》（明嘉靖九年刻本）、《崇孝录一卷》（明王铣等纂修、明隆庆四年刻）、《庐陵曾氏家乘》（明曾孔化辑、明嘉靖刻本）等11种族谱列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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