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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川文化部门对家谱修编的指示原因，自今论之，尚难允称‘信史’。今青年治史学，当于二十五名外博求史料，取精用宏、成就当非前代所可比。而今我国史学领域有尚待开发的二个‘大金矿’，即地方志和族谱。它一向为治史者所忽视，实则其中蕴藏无尽有价值的史料，为‘正史’所难于悉纪而不为人所知者”。当然，顾颉刚所说的“忽视”状况现在已有改变，重视家谱史料价值的学者已日渐增多，见诸文字者不少，勿庸赘述。
作为史料价值，要在求真求实。尽管家谱修撰早有“信以傅信，疑以傅疑”、“循实记载”、“置诸阙疑”等主张，但是，出于种种家族利益的考虑和显耀门庭的诱惑，谱学界的伪俗之风在每一朝代都存在，因此，用家谱史料，必须严格甄别真伪，不可全信全疑。
2、家谱的文化价值。家谱在我国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形成有独特内涵、浸润着民族情愫的谱牒文化，它对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取向、行为模式都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说过：“中国人民说王道是顺乎自然，换一句话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中华民族就是在自己独特的环境中，经过几千年的蕴酿由众多族源融合、自然形成的以汉族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相对独立共同生活的地理生态系统，漫漫历史长河的共同创造，彼此密切交往不断分化和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也产生了千枝一本，万水同源的民族凝聚力。
今天炎黄子孙已经走向世界，遍布五大洲168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人已经超过5500万。“我们是相同的血缘共有一个家，黄皮肤的旗帜上写着中华。”尽管他们之中已有不少人入籍于所在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国籍认、政治认同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据统计：1996年世界共有华人社团9255个，（世界性的华人社团就已超过70个）其中属于亲缘性的宗亲社团占了34%，有3147个。海外宗亲社团是民族感情和民族文化凝聚的产物，他们有强烈寻根的愿望，每当我们看到，一年一度，人们远涉重洋，不远万里，沤庥于沮水之滨、桥山之巅的华夏始祖轩辕黄帝陵前，共告“五洲风雨疾，华夏有炎黄”，这就是“血浓于水”的情感。台湾有一位研究神农文化的学者叫姜竹，他说：“台湾同胞是非常崇拜炎帝的，那边的炎帝神农庙有121座，每年神农圣诞日（农历四月二十六日）总要进行一次祭祀活动，以表达炎帝子孙的爱国之心。目前，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都有烈山宗亲会，这样，在海内、海外、香港、台湾，炎黄两帝已成为维系中华民族情感的文化纽带了”。炎黄共祖的文化认同，是以姓氏溯源的谱系为根据的，古老的《世本》和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启其端，历代的姓氏谱系扬其波，它深入人心，代代相传，成了民族集体的潜意识，这正是谱牒文化所发挥的作用。
家谱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文化价值的角度考察，应该著重考察谱牒文化产生、发展的过程，现象、规律、社会影响和作用。谱牒文化有相对的独立性，不能全用史料价值的标准来要求它。比如攀援历史名人为始祖的现象，从历史价值的角度考察是不可取的，但从文化价值的角度考察，它又往往起了名人效应，凝聚、鼓舞族群的作用。又如同宗共祖问题，从历史的真实看，任何一个姓氏，其来源都十分复杂，历代改姓、赐姓、冒姓层出不穷，欲求血缘的绝对纯洁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的谱学，既要重视历史价值的开掘，又要重视文化价值的开发，我们在实际运用中，更要注意发挥家谱在凝聚社会群体，增强民族凝聚力，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为振兴中华和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发挥纽带和桥梁作用。
（4）谱牒研究
谱牒是希望通过对族谱编纂过程的讨论，来验证族谱作为中国人家族、宗族私家“历史”所具有的真实性和虚构性，从而说明隐藏于其后的族谱编纂者与持有者具有一部分历史意识。
在很多情况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族谱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理想、为把握过去状况而服务的资料。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来观察近年来运用了族谱资料的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如根据族谱的记载，对某一地区的移居史进行重建的尝试；利用族谱的资料，对以往的人口动态进行的分析；利用族谱的资料，对一些政治史上的和其他领域中的重要人物的出身背景的考察，等等。另外，即使在人类学家以村落调查为基础的研究著作中，为了叙述某一宗族或村落的历史背景，族谱也往往在相应的章节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已经成了一个通例。
当我们希望详细地了解一个个家族或宗族的历史时，参考族谱一理想资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可说是毋庸置疑之事。然而，族谱在成为职业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的材料之前，本身已经是一部包含着对本族过去经历的解释与主张的“历史叙述”。像这样一种返回原点的寻根式讨论现在还很少见。关于族说存在的理由，即究竟为什么要编写族谱？它们又是如何被持有、被“使用”的？虽然已有人试图从这些基本的角度出发来探讨族谱作为“史料”的可信赖程度，但迄今为止对这一问题进行的讨论，远不能说是充分的。
毫无疑问，族谱并不是由第三者作出的“纯客观”事实的记录，而显然是由作为当事人的某一家族、宗族的某个成员亲手编纂并保存下来的文献。希望阐明自己的祖先和本家族的历史这一动机，虽然导致出策这样一种对整个家族、宗族成员的事迹以及他们之间的系谱关系进行精确描述的“历史”记录；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正是因为有了一动机，才使得一种有意无意的选择行为，介入了何种内容应该写入族谱，何种内容不该写入族谱这一判断过程之中。其结果，就有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赋予族谱中所记录的内容以某种虚拟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于编纂者自身业说，族谱内容也是一种与自我认同和自我夸耀直接相连的东西。
通过对这类族谱所具有的虚构性和族谱编纂过程的回顾，来逐项检验所载事实的可信程度，这一工作就其基本性质而方，本来应该属于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另外，在对历史资料，即作为一种服务于重建过去状况之线索的族谱的可信性加以验证的同时，还希望有机会关注赋予了这类族谱以超越单纯的“事实”记录的“真实性”问题，以及持续地进行族谱再生产的人们的意识结构问题。正是在这类研究方面，人类学家的观点有可能作出重要的贡献。
作为族谱本身，是由某一编纂者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编成的，其内容不仅仅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系列事件的连缀，实际上，在家族和宗族中，族谱经常作为行动的依据被人们提及、称引和解释。也就是说，族谱持续在存在于离不开往昔、因而不继予以回味并对之进行再生产的当前人们的意识中。对于人类学爱来说，族谱不仅是重现过去状况所需的线索，也不仅具有讨论某村某族历史沿革的辅助资料价值，它还是隐藏着遥远过去种种重要可能性的一个素材。
二族谱的编纂---一个追溯性的过程
所谓族谱，是指“在中国的宗族中所构成的以系谱为中心的记录”。族说是对始祖以来的父系亲族的记录，其内容包括每一个亲族成员的姓名、生年、卒年、生前业绩、妻姓、子女数、居住地、坟墓位置和风水等；同时，也会解释和附记整个宗族的来历及亲族应遵守之规范。
但是，即使在把族谱视为一种“记录”的时候，它也并不一定是亲族成员存活时进行的共时性描写；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在该成员去世以后，以总结和评价其生平的形式而作的记载。而且，族谱的每一次重新编撰过程，都要增加转述和再解释的工作。特别是对最初编撰者的追溯性访问和重新解释过程而大量增加，这种可能性是无地否认的。
以某一村落或地域为基础的宗族，在记载最早迁至该地的始祖（开基祖）以前的祖先事迹时，大多转引该始祖所由迁出之母村的宗族、或与此宗族同系列的其他宗族的族谱。另外，关于现居地始祖以下的部分，由于族谱的编纂并不一定在移居之初就开始着手，而往往要在迁移、定居后经过一段时间，当宗族已开始呈出繁荣景象之后才计划编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从村落和地域始祖来到定居点以后直至编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从村落和地域始祖来到定居点以后直至编谱以前这一段时间内的世代记载，仍然可能是追溯性重建过程的产物。
族谱所记录的系谱位置最早的祖先的年代，及被认为是现居村开基祖或地域开基祖的移居年代，与据信完成了族谱编纂的年代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时间差。
（5）家谱书目
家谱是记载本宗族和事迹历史图籍，它舆正史、方志一起，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学大夏三大支柱，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至今对存世的中国家谱数量仍缺乏完整的统计，家谱目录远非历代遗存的中国家谱的全部，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尚有不少藏书单位和个人收藏的大量家谱未能收入。
据统计，上图现在1949年前的家谱计11700种，近10万册。上图家谱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履盖面较广。上图收藏的家谱履盖全国20个省，以浙江、安徽为最多，其次为江苏、湖南、四川、福建、山东、河北、湖北、江西等省，甘肃、贵州、广东较少。浙江的家谱，集中於金华、余姚、上虞、慈溪一带，安徽的家谱，则以徽州地区最为集中。
二是姓氏较多。上图家谱共分328个姓氏。其中以张姓最多，计638种，其次为陈姓622种，王姓524种，吴姓424种，刘姓420种，李姓418种，周姓366种，其他徐、黄、朱、胡、杨姓等均在200种以上。冷僻姓氏有80余咱，如吾、承、寻、帅、危、谌、港、後、平、阳、璩、青、斜、揭等。
三是质量较高。上图收藏的家谱多为清代、民国期间刊本和木活字本，但有200馀种明刊本，不少明刊本家谱中保存着彩绘书像；家谱中还有不少稿本人纂修底本和名人家谱，均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四是具有上海地方特色。上图收藏的家谱，相当一部分是上海开埠後外地来沪发展人士的家谱，如《镇海东管乡沈郎桥叶氏家谱》，对於研究上海近代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至於《合肥李氏宗谱》（1928年修）、《龙溪盛氏宗谱》（1943年修）、《无锡荣氏宗谱》（1935年修）等家谱则以独御的视角揭示了十九世纪後期、二十世纪初期上海近代工业发展的轨迹。
由上可知，上图收藏的家谱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存世家谱中都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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