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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遂宁印刷家谱哪家最好？史到士人记忆*
——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
刘志伟
《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提 要：元末到明初的地方社会，是一个乡豪权力支配的社会。明朝把地方势力纳入帝国的权力体系，培养起新兴的士大夫势力，在乡村中推行教化，逐渐形成士大夫文化主导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士人对于先世历史的叙述，无论是实录还是虚构，都反映出地方历史演变之真实趋势，成为明代以后士大夫对地方历史的一种集体记忆。明代著名学者黄佐所撰《自叙先世行状》就是其中代表性的著作。从这类模式化的历史记忆中揭示其文化意义，有助于了解明代中期以后社会转型之研究。
关键词：明朝 地方权力 历史记忆 广东 黄佐
明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明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基层社会的支配权力由地方豪强转变为士绅阶层，这不仅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转移，更包含着社会文化规范和国家秩序转型的意义。我在过去的研究中，从广东地方社会历史人手，考察了这个转变过程的主要趋势，明初建立的社会是一种“画地为牢”的秩序，新王朝通过编制户籍，收集军兵等方式，建立起王朝编户的基础；依靠拉拢地方势要，实现新王朝在地方上的统治。与此同时，少数地方上新冒起的士人，开始在地方社会推行教化，但初时只有局部的效果。黄萧养叛乱发生后，明王朝镇压与绥靖并用，把珠江三角洲及附近地区的大多数居民纳入了王朝统治体系，在更广大的乡村社会中建立起王朝统治秩序。其后引人瞩目的发展，是一些在明初成为明王朝编户的家庭，几代之后，涌现出一批在学术和政治领域能够在全国范围产生影响的士大夫，他们在把地方文化同王朝正统拉上关系的过程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他们因应着王朝国家规模和统治方式的改变，在本地社会进行了一系列文化的创造，确立了地方社会的王朝秩序和文化规范。关于这一社会转变过程，以往的研究比较侧重于考察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历史发展，对早期的历史则较少具体的讨论，尤其是扑朔迷离的明初历史对于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变迁来说，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如何把握前后两段历史的连续性，更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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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草稿曾呈于志嘉教授审阅，于教授不仅指出错误数端，并在有关军户户籍问题上以高见示教，令笔者得以修正原来的误见；又承蒙朱鸿林教授错爱，纳本文于其主办之明太祖及其时代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得评论人及其他与会同仁批评指教，谨此致谢!
黄佐(1490—1566)是明代广东的著名学者，在理学方面以“惟理气之说独特一论”闻名，于典礼、乐律、词章，亦无不通晓。在历史著述方面，他的成就更为卓著，有《革除遗事》、《翰林记》、《南雍志》、《广东通志》、《广西通志》、《广州府志》、《黄氏家乘》、《广州人物志》、《罗浮山志》等多种史书传世。他纂修的《广州府志》中，收录了一篇他撰写的《自叙先世行状》，概括记叙了其先祖的家世。其中讲述的既是一个家族的历史，也是明代前半期广东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隐隐约约勾画出明代前期广东地方社会情状的图画。由于嘉靖《广州府志》残本藏宁波天一阁，检读不易，以下用收录在黄佐《泰泉集》卷58中的《郡志自叙先世行状》为依据，①录其叙述祖父黄瑜之前历代祖先事迹部分，分作数段，序以甲乙丙丁，为各节之纲领，再证以相关文献记载，略附臆见，以窥明初广东史事之鳞爪。明代史籍中有关明初广东社会的记录零落星散，虚实难辨，本文讨论也出入于虚虚实实之间，期能稍勾实情之轮廓，发虚妄之意蕴，误识谬说不免，唯望博学君子正之。
(甲)黄氏，族最蕃，其先系所传不同。一曰赢姓，出帝高阳之后陆终。陆终之后，受封于黄，即春秋所书黄人者，后并于楚，子孙散处江南，以国氏。一曰已姓，帝少昊之后台骀，封于汾川，亦为黄国，后并于晋。子孙仕晋者有黄渊，仕卫有黄夷。或又谓赢之始得姓于伯翳，祖皋陶，而本金天。三者之说，曷取衷哉?盖伯翳与高阳同出，而黄国近楚，自汉以来，黄氏显者多江夏郡，意者江南诸黄，皆同出乎此。而其族在北者，容或别出金天不可知也。若吾宗之所自出，相传为蜀汉将军忠之裔。唐末有骛者，隐居有奇操，石晋征拜谏议大夫，值乱，乃徙筠州。入宋，子孙益衍，巍科膴仕，往往而有。其昭然可据者，则谏议裔孙，度支员外郎汉卿为一世。旧有家乘，蠹漏过半，名字多缺略。其可见者，虽文节公庭坚，亦以为出谏议后。既与山谷之谱不合，矧其所载，又或与传志相牾，岂成都之黄，实流于金华耶?是又不可知也。
此段考述黄氏得姓之来历及先世历史，似乎与本文讨论主题无甚关涉。但明清以降人士，大多喜作如此追溯。近世治谱之人，或信其为古史而不吝笔墨，或斥其虚妄而弃置不理。宋明以后稍成体系之族谱，多不惮累赘，侃侃连篇，亦表露着一种文化的风气。在讨论黄佐述其先世人粤后的历史之前，先稍就这种族姓历史的叙述意义略作讨论，对于了解黄佐后面叙其元明间之祖先历史的真相，或不无必要。宋明以后族谱编撰，一般以苏洵、欧阳修所撰之谱为典范。苏洵尝言其编撰《族谱》之宗旨曰：
古者，诸侯世国，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庙，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独贤士大夫尊祖而贵宗，盖其昭穆存乎其庙，迁毁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与为服，死丧嫁娶相告而不绝，则其势自至于不忘也。自秦汉以来，仕者不世，然其贤人君子犹能识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绝，无庙无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势宜亡而独存，则由有谱之力也。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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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泰泉集》60卷本，据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著录为万历元年(1573)刻本。本文所引出自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康熙壬戌本，并承蒙吴滔博士协助取南京图书馆藏万历本相校，未见异文，且篇中仍用“虏”字未改，疑康熙本即万历版之重刊本。惟康熙本中陈绍儒序撰于万历七年，而南京图书馆著录为万历元年刻本，未知孰是，待考。本文引录时用道光年间黄培芳纂《黄氏家乘》卷4所收录之文本相校，其中几处异文用方括号标示。
②苏洵：《嘉祐集》卷14《谱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由是可知，在唐代以前，贵族阶级或尚能记录其先世历史，但到苏洵的时代，即使士大夫阶级，亦失其先世世系的历史记忆。对于大多数庶人出身的新兴士大夫家族来说更是如此，故苏洵编《族谱》仍只能记其高祖以下世系。然而，当时的士大夫阶级，对追述先世来历怀有浓厚的兴趣。把自己的远祖来历追溯到三代甚至更早时代，至少也要把得姓来历以及汉唐之前的名人罗列一番，成为宋明士大夫编撰族谱时热衷的做法。但士大夫对待这类历史记述，态度常常暖昧，黄佐在撰写《先世行状》时，既罗列了传闻，又提出质疑，存其“不可知也”，就表现出这种暧昧的态度。不过，从这段讨论可以知道，黄佐撰其先世行状，并没有多少可靠的文字记录可据，其声称手头持有的旧本“家乘”，不但“蠹漏过半，名字多缺略”，而且记载亦多有阙疑。可以说，黄氏家世的历史，是到了黄佐或其祖黄瑜的时代，才开始有专门的文字记录。①所以，下一段有关黄佐先世在宋元间几代祖先的历史记载若真若伪，若隐若现，虚实难辨，亦不足为奇了。
(乙)汉卿生某，某生某，二世皆阙其名。某生处士文敬，文敬生迪功郎重载，重载生朝奉，即(万历本亦同，《黄氏家乘》作“郎”，若做“郎”，则此字应断为上句之末——引者)楚州监税雍，雍生元西台御史宪昭，以直谏驰声朝署。会禁汉人、南人不得蓄兵器，犯者论死。乃上疏言：天生五材，谁能去兵，苟以南北异视，人人疑惧，为变非小。忤虏(《黄氏家乘》“虏”改为“当时”——引者)君臣意，贬岭南，卒于途。子从简藐然孤孑入广，留家南海之西濠，是为始迁祖也(南海县中隅第十图民籍)。元末左丞何真起兵卫乡闾，众推奉为副，累有功，官至宣慰司副使。
此段列述黄佐家族之始祖以下八代之事迹，事虽简略，然有可论者数点，于本文论题有重要意义。兹先就黄氏入广之始迁祖从简之事实略加考辨，推及明初广东地方势力起伏之迹，或可裨于了解当时史事之一斑。
《郡志自述先世行状》有关黄从简的记述，所据史料为黄佐祖父黄瑜撰写的《双槐岁抄》卷1“何左丞赏罚”条。以吾眼见，此为传世史籍中有关黄从简之最早记载，姑先将全文引录于下：
东莞谢用宾京录何左丞真遗事言：“至正十五年，邑民王成、陈仲玉构乱，各称相公。真请于行省，举义兵除之。真躬擐甲胄，往擒仲玉以归，成筑砦自守。乃使其弟迪，骁将黄从简、高彬等顿兵围之，久之未下。真第三子贵日何三舍者，与从简皆勇而有谋，素相合，从简力请贵同往，密为表饵之术。成奴日阿巢者甘焉。时真下令募人，能缚成者钞十千。于是奴遂伺间缚成以出，真见而释之，引置上坐，笑谓曰：‘公奈何养虎遗患?’成掩面惭谢日：‘始以为猫，孰知其虎?’奴求赏，如数与之，使人具汤镬烹奴，且驾诸转轮车，人推之，又数人鸣鼓督奴，使号于众曰：‘四境毋如奴缚主，以罹此刑也。’又数人鸣钲督奴妻嘘火，奴一号，则群应之曰：‘四境有如奴缚主者视此。’于是人服其赏罚有章，以为光武待苍头子密不能过也。真自是益有功，颇自矜，从简多所规益。李质据有岭西，真欲并之，以从简谏而止。后归降，封东莞伯。”余高祖讳从简，元末以保障功官至宣慰副使，家传缺略，得谢所录而后知其详，因收入焉。予祖母关氏，南海山南人，虽出钜族，能服勤习俭。自洪武壬申称未亡人，足不出阈，尝谈先世行事，谓高祖保全李元帅，正谓此。永乐癸未仲冬，民舍大火，将及所居，他物不遑携，惟持谱牒拥蔽其面，吁天哀号，风反火回，得免煨烬。今家乘得存，祖母之功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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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明初东莞士人陈琏的《琴轩集》(东莞桥头村民委员会影印康熙六十年刻本)中，收录多篇族谱序。很多明初编写的族谱，都声称他们以前的谱牒在元代“毁于兵燹”。无论这些说法是否可信，都表明了一个普遍的事实：这些在明代前期编撰的族谱，基本上都没有现成的文字记录可为依凭。
②黄瑜：《双槐岁抄》卷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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