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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区修家谱价格花钱，何不把这些钱集中起来修建一个本地的三仙殿呢？于是，他就当场写了倡议书，这个倡议书由DGW（大桥山三仙殿第二届管理委员会主任）贴到醒目位置，马上得到了人们的拥护和支持。人们也一致要求ZXG亲自担任修建三仙殿的一把手。“民心所向”，他也不好推辞，从此开始了5年艰辛的修殿事业。
1995年，石湾等几个村成立了“主修委员会”。“主修委员会”由ZXG担任主任，还有二十多位副主任和委员。在“主修委员会”的广泛宣传和发动下，远近兼有自动捐款捐物者。刚开始，他们是以重修三仙殿为口号，并去县政府做申请报告，期望获得批准。但政府当时并不同意他们修建这么一个宗教活动场所，认为其缺乏依据，不符合国家关于恢复宗教活动场所的相关条文规定，动用行政力量强制干预了多次。鉴于此，他们转而把将要修建的建筑物称为“人民英雄纪念
堂”，声称用以纪念历史上的人民英雄（“三仙”连同毛泽东等开国元勋一并属于此列）。ZXG表示将建殿之后的收入用于扶贫事业，救助当地的苦难户，可谓继承三位英雄当年的济贫遗志。这样政府也没怎么进行干预了。所以，大桥山三仙殿的组织和管理机构在2003年以前一直都采用 “集资扶贫委员会”的名称。但民间的说法和称谓仍然还是三仙殿[组织者们尽管在公开的正式场合上宣称修建的是“人民英雄纪念堂”，但在私下场合和当地人内部之间都还是使用“三仙殿（观）”的称谓。实际上，“筹建小组”的成员们和当地老百姓一直都在混用三仙殿和人民英雄纪念堂，并没有把两者严格地区分开来。需要区分的情景是跟政府打交道、受到政府人员的质疑和询问的时候。在他们眼里，“三位神祗”和“三位人民英雄”都是“江、杨、陈”，历史上的英雄也就是当今的神祗。信仰神祗和纪念英雄是同一码事，在他们那里并不矛盾。他们编的顺口溜如此说：“……捍患御灾保桑梓，呼风唤雨救黎民。千家相请千家应，万家相请万家灵……改革开放政策明，百花齐放暖人心。遵纪守法大宣扬，信教自由自主张。风调雨顺五谷丰，国富民强享太平。人民敬仰有热心，聚会修建纪念厅”。]。
1996年9月，经过“主修委员会”的努力，“人民英雄纪念堂”正式开始动工修建。但当时无论私宅修建还是公家用地，都需要征得国土管理部门的同意，并办理相关土地手续。由于政府并不容许他们修建宗教活动场所，ZXG等人就想出另外一个办法。他们在国土部门办理登记手续的时候，声称是给当地的五保户建几间房，这样就顺利获得了国土部门的批准。修建时，组织者们一再强调“三仙”在历史上救困扶危的精神以及修建这么一个建筑物是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等“事实”。1997年6月底，大桥山三仙殿的后栋竣工，遂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参加新堂庆典宴会的人数就超过了一千。
这个名为“人民英雄纪念堂”而实为三仙殿的建筑物，共有房屋5间。中间是人民英雄纪念堂，座上有3个雕刻的“江、杨、陈”三仙神像，但每个只有大约半米高，比起甘泉山三仙观的神像小了很多。在“三仙”神像背后的墙上，左边挂着邓小平的巨幅肖像，右边对称挂着毛泽东的肖像。邓的旁边还挂有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图，毛旁边挂着的是清朝两江总督陶澍赠送的匾额“体物不遗”（仿制品）[ 陶澍（1779-1839），系今湖南省安化县人，曾任道光年间的两江总督等职。相传陶澍十岁时，由于安化遭遇特大洪灾，且瘟疫流行，其父便携子来到甘泉山。陶澍随父在当地学习、生活多年，留下了许多故事传说。据传陶澍于道光三年回乡时，将题写“体物不遗”四字的匾赠给当时的甘泉山三仙殿，并落笔：“太子太保翰林学院编修两江总督云汀陶澍赠，道光三年瓜月谷旦”。此匾在文革时被毁。]。在大厅内还挂有一些对联。建成后的人民英雄纪念堂不仅是人们祭祀神祗、许愿还愿、问卦求签的地方，而且也成了所在村和邻近几个村的公共活动和交流场所。
2003年，大桥山三仙殿最终通过县民宗局的批准，正式更名为“三仙宝殿”，成为了正式的合法宗教活动场所，并建立了相应组织。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大桥山三仙殿重新制定了“教员要求”、“财物制度”等文件。大堂的毛邓画像及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图都被移到了对面的牌楼（2002年建）上挂着，牌楼的房顶上则是一个八卦图。现在人们要是进去参观或祭祀，极少注意到这个牌楼上悬挂着的革命前辈们的画像。他们把雕刻在大门上的“甘泉山人民英雄纪念堂”刮除掉，
以“三仙宝殿”取而代之。但大门前雕刻有“甘泉露集资扶贫委员会”的石碑仍屹立在那里，纪念着它曾经的一段历史。
四、信仰空间再造的动力学分析
（一）信仰空间及其再造中的权力关系
上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信奉共同的神衹，基于同样的目的，原本属于一个共同体的不同村庄在追求合法性过程中面临相异的条件并采取不一样的手段，结果是神衹得到不同的利用，形成了不同名称的建筑物和信仰组织，但两个建筑物不仅有着相同的建造风格和规划设计，而且有着相同的用途。两个叫法相异的组织机构在结构与功能方面又几乎雷同，见图1。最后，刚开始以人民英雄纪念堂的名义修建的三仙殿也变成了正式的宗教活动场所。
卡内提（2003：199）早就指出过空间与权力的同一性关系。两个建筑物作为信仰空间的物理呈现方式及其结果，并不仅仅是文化实践的场所，而且还是生产和再生产权力关系的枢纽。这其中涉及到空间的赋予性意义与行动/结构关系的问题。空间本身能折射出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可被视作行动者与国家相遇、互动的结果。在外部力量和内部竞争的冲击下，两个村庄联合体以不同的行动方式和资源手段构建出各自的观殿。甘泉山三仙观和2003年之前的人民英雄纪念堂，尽管都是祭祀“三仙”的场所，但被浇铸了不同的意义，折射出民众与国家之间的不同互动关系及其结果。前者是道教的宗教活动场所，后者宣称是纪念人民英雄的地方。作为空间的这两个建筑物，所表达的并非历史存在或“传统”，而是民众与国家制度和基层政权通过长期互动、博弈之后所形成的“新事物”。空间背后是不同主体对各自利益的角逐，还有传统与现代两种不同文化为获得在乡村社会的支配地位的竞争，更有着隐蔽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技术。
涂（Tew, 2002：chap.7）通过对权力关系的深入剖析，提出了一个权力关系类型学的矩阵图（见图2）。四种类型的权力关系是交叉的，而且可以向其它形式转换。许多社会制度包括了几种同时运作的权力形式。我们可以根据涂的权力关系类型学来对个案故事进行解读。民众虽处于政治权力结构的被支配位置，但实际上拥有可以用来对付支配者阻碍他们实现集体目标的合作性权力。合作性权力来源于人们共享文化价值观、采取一致行动的能力。在这里，它是基于共享“三仙”文化的地方认同而生产出来的。而政府虽然拥有压制性权力，但基层政权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权衡，在权力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往往将其转化为了一种共谋性权力。于是，控制型权力便转化为成了聚合型权力。这为信仰空间再造创造了重要条件。
民众的合作性权力，与基层宗教部门的“合作”密切相关。建殿事件在发生之前就嵌入了国家所规定的内容和程序当中，但最终的空间呈现形态是民族国家、基层政权与行动者的互动塑造起来的，三者力量的消长变异导致了结果的不同。在压制性权力特别强的地方，违规建造寺庙殿观的事情就很难发生。农民反复修建，政府就反复拆毁。而在国家的压制性权力较弱、基层政权也更倾向于顾及自我得失的地方，违规建造事件发生得就更为寻常。基层政权出于对政治风险的谨慎估量，会在适当范围内认可民间信仰的合法性——但会要求民众对其信仰做出某些策略性的调试或转换，与当地人在“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譬如，不做出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事情，不损害人民的生命健康。因为在传统信仰根深蒂固、地方关系错综复杂的现实背景下，基层政权如果严格按照国家的制度试图去打击这些封建落后迷信、拆除寺庙殿观，往往徒劳无功，而且只会给自身带来难以摆脱的麻烦，也是难以成功、达到预期目标的。T县民宗局的工作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基层政府往往将其所拥有的压制性权力转化为共谋性权力，与民众在达成某些共识的前提下，默许他们在一定范围内的自主活动——尽管这些活动原本属于国家制度排斥的范围。
国家权力还可以通过其它的方式对空间再造起到辅助作用。石湾村的大桥山三仙殿要比符家湾的甘泉山三仙观先行修建，当时前者就拟采用甘泉山三仙观的名称。但这个名称迟迟未能在得到政府承认，还被符家湾村“抢”去。符家湾、大冲和先锋三村后来修建三仙观时，则就采用了甘泉山三仙观的名称。由于后者修建的三仙观更接近原始的古殿位置，在地理和历史上似乎都比前者更具有充分的依据。但实际上这些都还不够。符家湾村之所以能对“甘泉山三仙观”这个名
称顺利且迅速地后起而据之，宗族关系、政治资本所起的作用不能忽视。符家湾村修建的三仙观比石湾村先行修建的三仙殿发展得更快更好，与该村拥有更多的政治和宗族资本是分不开的，因为该村人能促及到国家的权力体系里更多的关系资源。当时的县长不仅是符姓人，而且老家在符家湾村。此外，符家湾等村修建三仙观的组织者FKA的外甥还在县民宗局工作。这些宗亲关系
不是必要条件，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缺乏这些背景条件，两个三仙观（殿）的名称之争可能会更加激烈。所以，甘泉山三仙观的名称就“名正言顺”地被后建的三仙观采用，并得以在县里正式登记注册。由此可见，国家机关工作干部虽然并没有直接参与到重建过程中，但同一宗族的人或其亲戚依仗他们的地位和声望被有意无意地利用了。因此，国家权力通过宗亲关系的媒介被地方民众非正式地利用了，间接地帮扶了信仰空间的再造，实际上构成了影响重建事件的进程和结果的重要力量。
宗教活动场所作为社会性产物，权力对其空间布局的影响和作用痕迹仍然可见。面对国家权力的强势地位，民间精英不可能明目张胆地绕过国家来违规打造寺庙殿观。他们更可能下意识地通过某种迂回的方式来获得国家的认同，通过认同国家权力和制造国家在场这样看似退步的方式来达到目的。这可谓一种“反抗的艺术”。与此同时，更多的权力支配及其运作也表现出内隐而非外显的特征。国家意志形塑了人们如何创造空间的方式。两个建筑物的空间秩序和布局设置反映了民族国家的象征性权力及其支配。甘泉山三仙观前檐横梁上雕刻的金色大字“信教自由；遵纪守法”以及，凡客家谱网（http://www.fankhome.com/），作为国内最专业的“渝中区修家谱价格”公司，选择凡客，等于选择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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