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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辖区印刷家谱哪家最好？命。
他在自己所读的高中耗了一阵子，实在看不到什么前途。恰好有个招兵的机会，就跟家里说了一声，参军入伍了。
他父亲钱学森那时候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面对高中都没有念完、不得不投身行伍的儿子，他也提供不了更多更优的人生选择，只有一句话，“你如果真的想去，你就去吧！闯一闯，好好干！”
他没有让父亲给军方打招呼，“那时候不兴这个，我爸爸也不是这样的人。”他跟同年入伍的新兵一起坐闷罐子车南下，在江南某部服役。
没有人因为他父亲的地位和影响力给他什么特殊照顾，“如果我不是钱学森的儿子，可能得到的还多一点。”
极左思潮下，知识分子不受信任，被视为异己，即便是钱学森这样的国家重臣，也不会例外，他的家人时时可以感受到“歧视”。
“‘文革’期间，我父亲是受到保护的，但下面仍然会有很多人猜忌，你在美国有那么好的条件不要，你说得好听，主动放弃了优厚的待遇，谁信啊？”洗澡、人人过关、清查海外关系、清剿潜伏特务……一轮轮政治运动下来，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早就学会了隐忍低调。
钱永刚说，他通过在基层部队9年的磨砺，切切实实感受到工农大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膜，甚至是某种嫉妒，“极左思潮盛行一时，不是没有群众基础的。”
家庭背景拖累了他的进步，“我已经做到了可以评五好战士，可以入党、可以提干了，工农家庭出身的战士做到这样可以了，我还是不行，对我的考验还要再加码。我什么都慢。”
争取入党时他拿出一股狠劲，拼命表现，“但凡连队里要发展一个党员，那就得是我，我的表现绝对是排第一的。可连队横竖认为我不合格，一年也不发展党员。团长骂开了，‘你们这个连怎么回事，入党积极分子都死光了，一个都找不出来吗！’”
连里想办法把他调到一个技师培训班，“我调走了，没两个礼拜，战友给我写信，说连里发展那个表现第二的人入党了。”
这些经历和遭遇他没有向父亲讲过，回家探亲时，他有时会跟母亲蒋英聊一聊。父亲是如何走过那段非常岁月的，他也从来没有问过。
高考
7岁回国的时候，他基本不会说中文。小孩子的语言学习能力是惊人的，他很快学会了说中文，满口流利的普通话，可惜，英文又不会说了。
中学开始学俄语，高中时教俄语的是班主任，老师让他做课代表。“文革”后，停课闹革命、参军入伍，折腾下来又把俄语忘了。
入伍后第一次探家，他翻出念书时买的俄语课外读物，发现自己只能读个标题了。30年后，高中同学大聚会，他听说班主任要去，都不好意思去。“见了老师的面先敬了个礼，跟老师道歉，‘学生不才，您当年辛辛苦苦教给我的，我全还给您啦！’”
他没想到“文革”会有结束的一天，“运动天天都是火热的，对明天，你不可能还有什么想法。那时候只有一个念头，埋头在部队干吧，干到什么样是什么样。”
听说要恢复高考了，他心里又激动又忐忑。从小他念书就没让父母操过心，“如果不是‘文革’，考个不错的大学肯定是没问题的。”课本一放就是10年，自己都快30了，怎么复习？能不能考上？他一点儿底都没有。
他去找领导，请领导同意他参加考试，“倒退10年，我还敢吹个小牛，说自己考上大学八九不离十。但10年了，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我不甘心。‘让我试一试，考上了，痛痛快快放我走，没考上，回来老老实实接着干。’”
在部队做技术工作，数理化还有点底子，大学总算是考上了。入校的时候，一打听，全系同年级他的年龄排第三，班上最小的同学小他10岁，“那种滋味，嗨……”
妹妹钱永真和他一样，高中没读完就赶上“文革”，后来成为工农兵学员，80年代的时候出国了。
人生没有如果
常有人拿他和在美国的堂弟钱永佑、钱永健相比：钱永佑小他两岁，是世界著名神经生物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曾任该校生理系主任；钱永健更加大名鼎鼎，他是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当年两家在美国往来很密切，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由于中美是敌对国家，两家渐渐断了往来。中美建交后，钱学榘夫妇来华，钱学森和蒋英一起去看望过他们。后来，钱永佑又随母亲来过中国，“我妈妈就带着我和妹妹过去看他们，一起吃个饭。几十年就见了那么一两面，没有什么真正的交往。”
2008年10月26日，蒋英邀请一直在北京工作的钱永佑的女儿钱向民到家里做客，听力已经严重受损的钱学森笑着称她是“来自获诺贝尔奖家庭的特使”。
“如果你父亲钱学森当年不回国，你和妹妹钱永真一样可以平顺成长。也许可以像他们一样卓有成就？”
他神情凝重，“我妈妈曾经跟我说过，当时我父亲从监狱出来，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安慰我父亲，‘不要消沉，工作吧。不为政府，为孩子。孩子将来上加州理工学院免试。’后来我父亲回国，临走的时候，校长又说了，‘我说过的那句话还是算数的。’后来，我去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确实没有让我考试，是不是30年前校长的话仍在起作用，我不知道。”
有时他也会假想一下，如果当年一家人没有坐船回国，如果父亲还是留在美国任教，做研究，“可能我的成长会更顺利一些吧！至少不会在该上大学的时候没学上，折腾到34岁才大学毕业，40岁拿到硕士学位。”
“可人生是没有如果的，这些感慨和牢骚，也就是说说而已。我现在不也挺好嘛！自己觉得日子过得挺充实：建馆、出书、拍片、办班、办展……在办这些事的过程中结交了许多新朋友，他们给了我不少鼓励和帮助，使我觉得自己年年都有小进步。”
他就是一个科学家
——儿子眼中的父亲
钱永刚口述 本刊记者 徐梅整理
我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忙，他的工作具有保密性，忙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一直到我参军提干后，才知道我爸爸真正是干什么的。
国防部五院成立的时候，调进来的所有干部政审非常严格，同时要求你本人嘴巴要绝对的紧。别说我们小孩子，就连我母亲也从不过问我父亲的工作。有一次我母亲接受央视采访，我听到她说，“学森从来没有对我谈过一次他的工作，我从来不知道他是在做什么事。他从外边回来，穿着大靴子，大皮袄。哦，我知道他是到西北去了……”
聂荣臻元帅为我父亲搭建了一个尽可能大的工作平台，平时我父亲就在北京，关键试验的时候去一下基地。他去基地都是专机。聂帅想得很细，如果钱学森要去基地，他会要求基地负责人，“钱什么时候到基地，北京会通知你。在钱到基地的时候，如果有比钱官儿大的，你要把他请走，如果请不动，你就说我让他走。”他要保证钱学森有职有权，是基地的最高权威。一切掣肘钱学森工作的因素，都把它排除干净。
确定发射的日子如果定下了，会向北京密码通报，这个报告后面需要钱学森和基地司令的签名。有一次发射，基地司令认为条件不具备，不同意发射，但我父亲经过调查，认为条件具备，可以发射。基地司令仍不肯签名，他就自己签名给北京发了通报。聂帅问明情况后，说，“发射时机的确定属于技术范畴，钱学森觉得合适，我就批准发射。”
我父亲有一次与一个同级别的负责人去向聂帅汇报工作。汇报开始，那位负责人先讲开了，讲得很详细。我父亲汇报时讲的相对就少了。聂帅心非常细，汇报结束后，专门留下那位负责人，诚恳地说：“以后汇报工作是不是让钱学森同志先讲，技术方面听听他的意见。不然的话，你先讲了，钱学森同志有什么意见，也不好讲了。”那位负责人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意见。
90年代的时候，他应《求是》杂志之邀写了篇文章，里面用了“政治文明”这个词。编辑部拿不准，说中央没有用过这个词儿，不敢发，要他改。他不肯，说署名是我，我负责。后来就发在《求是》的一本内参上了。全国媒体2004年才用这个词，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了。
父亲逝世后，我跟记者们一再强调，“咱们还得实事求是，我们敬仰钱老，但是我们不能说那种过头话，钱老实实在在的东西要挖掘，说清楚。但是也不能乱扣高帽，扣得再多，名实不符，戴了也白戴，几十年以后都得摘了。他不是什么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他就是一个‘家’，著名科学家。”
我从这个家庭里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对书的热爱。我们家的经济条件用不着我为谋生奔波，衣食无忧。我这点工资都足够，另外多少还沾点老头的光，我挺知足。我不抽烟不喝酒，就喜欢读书。我看了很多闲书，毫无功利目的地看书。这本书什么时候用得上，不知道，反正有意思我就买，就看。
我儿子钱磊今年30岁，少校参谋。我平常没少说他。但他十分讨厌别人说他是钱学森的孙子，不愿意走哪儿办什么事情都打着爷爷的旗号，这点我很喜欢，男孩子就得这样。
我当然希望他的人生之路走得顺心点。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做得比我好，我高兴；不如我，我也不会瞧不起他。至于后代中是否还能出一个像我父亲这样伟大的人物，我不做设想，也没法去设想，一切都是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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