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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绥修家谱价格与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科持进步相联系，但社会个体流动是基于自身发展的一次或一种再选择，还是基于求生存的压力，二者有很大的区别（戚攻，2005）。
1、重庆库区乡村治理主体的弱质化的性状
三峡库区是重庆市贫困区县集中连片的地区。在库区15个淹没区县中，有11个属于扶贫开发重点县。从历史看，建国初期的三峡地区就是全国最贫困地区之一；而改革开放后，在三峡工程建设论证长达九年多的时间里，国家从宏观上控制了三峡库区的投入，如原万州地区的8个县，国家从建国后至三峡工程开工前总计投资仅6亿元；又如，库区云阳县在解放初至三峡工程开工前的数十年间，国家人均投资为98元，仅占全国人均国家投资的9.3%（调研报告，2006）；由此，在重庆三峡库区农村人均耕地少、人口超载严重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极为落后的性状下，库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所谓“转移”，在很大程度上是库区农民迫于生存压力的个体流动，按当地村民们的说法：“是去讨生活”。
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决定了三峡库区城市化率低。据重庆市统计局提供的资料，按2005年重庆三峡库区1793.56万户籍人口计算，非农业人口为590.53万，占32.93%；而农业人口为1203.03万，占到67.08%；同时，据重庆市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整理：在重庆三峡库区6岁及以上年龄受教育人口中，小学及初中文化程度者所占比例分别为41.37%和29.82%，即二者合计高达71.19%；而且在库区6岁及以上受教育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率还占总人口比例的7.78%。在库区农村，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仅为0.12%，高中文化程度为2.49%，两项合计的比例仅占2.7%（重庆市人口普查办公室，2004）由此，在重庆三峡库区的农村，不仅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劳动力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低，而且由于三峡工程建设，农村人均耕地少，人口超载和人口挤压现象同时存在，因而三峡库区农民的生存压力是相当大的。从需求理论看，当社会个体普遍面临生存压力时，其作为群体的发展需求——乡村公共建设需求是会受到抑制的。
2、加深库区乡村治理主体弱质化的因素
造成重庆三峡库区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低的主要根源在于库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但是从另一方面看，造成库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根源，又与库区劳动力文化素质整体低下相联系；而且，库区劳动力整体素质低的基本性状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结构的不良，既对库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制约，又使库区的乡村治理面临治理主体弱质化的困惑，特别是在三峡库区农村的几乎所有青壮年都外出务工时。正如，在2005年8月，笔者一行9人到库区调查，在与武隆县委、县政府和有关12职能部门的领导召开座谈会时，武隆县委副书记介绍说，“我们县外出务工的农民要占农村劳动力的60%左右，最起码也有57~58%；因为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要占我们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0%左右；所以能出去打工的，几乎都出去了，剩的都是些老人和娃儿……”在开县，县政府领导介绍说，“我们这里的农村特别是穷的地方，现在基本上没得青壮年……而且在沿海，由于女的比男的好打工，所以育龄妇女几乎都是走完了的……”2006年3月，我们在万州区与区委、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座谈时，区领导介绍说，“我们区城镇人口的就业压力本身就非常大，所以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都到外地打工去了，而且有些村的年青人几乎都走光了，连村干部都不好选。”
2007年4月，笔者一行人在忠县官坝镇的固国村召开村民座谈会时，当问及该村有多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时，36岁的村书记说，“那里是啥子剩余劳动力哟，现在种地是‘除了锅巴没得饭’，能出去的都出去了，起码占我们全村人口的70%；你看今天来的几十个人，那里有年青人嘛”。该村曾经荣获了“全国计划生育先进示范村”的称号，但当我们问及“村民自治”和村干部选举情况时，村书记说，“我也不太清楚，我是去年底回来才当的书记，因为老书记满60了；现在村里头没得年青人，书记、村长都是我，我还要管计划生育，那里管得过来嘛。”笔者后来了解到：村书记之所以不赞同“农村剩余劳动力”一说，是因为该村的许多村民是把自己一家的几分地完全撂荒了外出务工的。
3、治理主体弱质化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三峡库区乡村治理主体的弱质化，也是其“新农村建设”主体弱质化的问题。在重庆三峡库区的农村，6岁及以上年龄受教育人口的总体受教育水平低，而且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还外出务工；对于这种性状，从生产力角度看，是推动库区农业发展的主体弱质化和人力不足；从资源的角度看，是农村人力资本构成进一步呈现出畸形化的态势；而从乡村治理的角度看，是治理主体以老幼、病残等留守人群为主的弱质化。
加快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乡村治理的物质基础和条件。然而，三峡库区一些乡村发展主体的弱质化，已经影响到三峡库区的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治理。表现在：一是由于发展主体的弱质化，新农业技术的推广和普及难以进行，从而导致库区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受阻。正如，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基层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试点性的在一些乡村建立了“村读书阅览室”，主要提供一些农业科普、环境卫生、计划生育宣传等方面的书刊，但尴尬的是，留在村里的村民几乎没有人感兴趣。二是农业税取消后，农民没有了因依附土地而必须纳税的压力，所以耕地极少的库区农民宁可土地撂荒到外面去打工，也不从事农业生产；虽然一些撂荒地被乡村中留守的弱势人群耕种，但耕作者一般不再对土地进行投入。按忠县石堡镇太平村村民的说法：“那些撂荒的地只能是种一回算一回、收几颗算几颗”。三是当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乡村中以老幼、病残等留守人群为主时，乡村既没有能力开展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也没有能力承接政府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如，我们在武隆县和开县调查时了解到：一些乡镇领导说，“我们开展的新农村建设项目，村里没得劳动力，就是政府出钱向农民买工都找不到人；现在又不准摊派，来的尽是些老头、老婆婆和娃儿……”四是当库区农村乡村治理主体以老幼、病残等留守人群为主时，乡村治理中的“村民自治”建设、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民主选举、村民计划生育自治管理等，都几乎流于了形式，甚至有许多乡村还在原来发展的基础上倒退了。正如，在我们2007年4月所调查的三个区县的7村中，每当问及村民自治、基层民主选举等话题时，村民们要么说“不晓得”；要么感到困惑，甚至还有许多村民还觉得我们提出的“问题”好笑。正如，固国村的村书记对我们说：“你们说的那些事，都是按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办；现在又不催粮交款了，村里面最多就是按上面的要求填点报表、发点特困户的补助……”
四、结语
第一，笔者讨论的“重庆三峡库区乡村治理的困惑”，其实并非是一个乡村能够通过自治或自身建设所能解决的问题；而且重庆三峡库区乡村治理的“困惑”，也并非仅仅是笔者所讨论的两个话题，但限于篇幅。
第二，重庆市是全国典型的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二元结构突出的直辖市；而重庆二元结构的“症结”在于大农村人口问题，尤其是在重庆三峡库区的农村人口超载和乡村治理主体的弱质化已影响到重庆三峡库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稳定时。因而笔者讨论重庆三峡库区乡村治理中的“困惑”的话题，是希望引起研究同仁的关注。
第三，目前重庆三峡库区农村人口超载严重的现象和乡村治理主体弱质化的问题，正引起政府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并为此展开了重庆三峡库区农村人口转移，即“二次移民”的相关研究。
第四，三峡工程建设的“百万移民”为世界所罕见，因而关注和研究移民社会尤其是三峡库区农村移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并以此探索、创建“移民社会学”这一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既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也是社会学界的责任。
[参考文献]
曾明德，戚攻，2002a ，《移民经济学导论》，《探索》第2期。
曾明德，戚攻，2001b，《重庆“移民经济”研究》，重庆出版社。
胡锦涛，2007、3、9，《总书记为重庆发展“导航定向”》，《重庆日报》第1版。
刘国辉，2006，《重庆市三峡库区人口布变化与人口布局问题研究》，重庆市人口发展战略招标课题。
沈承平，2007，《试论三峡大移民体现的以人为本思想》，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研究生调研报告。注：作者系三峡库区巫山县纪委书记。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第17期厅局级领导干部进修班第二组《调研报告》，2006，《浅论重庆库区农村移民的稳定和发展》。
戚攻，2005，《我国社会转型的五重性与西部城市化》，《中国城市化》第1期。
重庆市人口普查办公室，2004，《重庆市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汇编》。
社会分化和转型背景下的中国村民自治问题[ 、此文作为教育部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基地2006年度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该项目的名称是：《行动者群体资格研究：转型社会的实践与理论》，项目批准号：06JJD84001。]
王春光
村民自治建设在中国已经搞了近二十年，究竟效果如何？下一步该如何走？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积极评价者认为，村民自治无疑推动了中国民主化发展，有消极评价者对此全然否定。现实情况又是如何呢？最有发言权的还是村民自己。本文根据民政部2006年在全国实施的问卷抽样调查获得的数据，从不同村民对村民自治的认知和态度以及他们在村民自治中的行动等层面去剖析村民自治的实践效果。
一、中国农村社会分化与社会转型
迄今为止，对村民自治的研究仅仅限于政治学，社会学对此涉足很少。政治学的学术特长在于对政治权力运行和政治参与的分析，而忽视了对社会结构和背景的重视。不论是对村民自治持肯定评价还是否定评价，其一个重要缺陷在于忽视了中国农村所处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阶段及其特点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变化是明显的，村民在许多方面获得了很大的自主权，有了更多的自主空间和流动空间。“农村中生产责任制的建立，虽然没有改，凡客家谱网（http://www.fankhome.com/），作为国内最专业的“扶绥修家谱价格”公司，选择凡客，等于选择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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