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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黄佐这段记述,我们知道,黄佐的曾祖,也就是黄从简之孙温德,在洪武初年被“系诸尺伍”,即籍为军户,并先后发往广州右卫、南海卫和香山卫守御。由于明征南将军廖永忠是洪武元年三月入广州,随即进军广西,洪武二年九月还朝,如果温德是因为见怒于廖永忠而被籍为军的话,时间应该是洪武元年,至迟不晚于洪武二年。虽然黄佐所言的原因颇为可疑,这里姑且不予深究,只想讨论温德被系籍充军,在当时是相当正常的情况。
关于明代军兵的来源,《明史》卷90《兵志二》云:“其取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此其大略也。”又有垛集军,《明史》卷92《兵志四》云:“明初,垛集令行,民出一丁为军,卫所无缺伍,且有羡丁……成祖即位,遣给事等官分阅天下军,复定垛集军更代法。初,三丁已上,垛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至是,令正军、贴户更代,贴户单丁者免;当军家蠲其一丁徭。”在这些政策之下,明朝初年大量的人口被编集为军。军户不但是明王朝最直接控制的臣民,而且在编户齐民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尤其是广东地区,在元末社会完全失控的状态下,跟随何真归附到明朝之人,主要是何真以及各地土豪直接控制的部属,这些人中不少首先转为明朝的军队,即所谓“归附”者。另外还有大量明王朝实际上不能控制的人口,他们叛乱靡常,对明初社会秩序构成极大威胁。为了建立统治的秩序,明王朝采取种种措施,把本来不能控制的人口编集为军。除了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数次派何真回广东收集旧部军校,发往各地卫所从戎外,还有几次大规模的收集无籍之人为军兵的行动。《明太祖实录》卷143“洪武十五年三月癸亥”条载:“命南雄侯赵庸籍广州蛋户万人为水军,时蛋人附海岛,无定居,或为寇盗,故籍而用之。”又《明太祖实录》卷223“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甲子”条载:
广东都指挥使花茂奏:东莞、香山等县大溪山、横琴山,逋逃蛋户、輂人凡一千余户,附居海岛,不习耕稼,止以操舟为业。会官军则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寇盗,隔绝海洋,殊难管辖。其守御官军,冒山岚海瘴,多疾疫而死。请徙其人为兵,庶革前患。从之。
花茂在广东收集无籍之人为军事,《明史》卷134《花茂传》、嘉靖《广东通志》卷7《事纪五》所载在具体地点和被籍为军兵的对象上略有出入。不过,这些出入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大致上就是生活在珠江口的海岛及东西两翼地区上的蜑户、輂人。这里提到的蜑户、輂人,原来多属无籍“逋逃”之人,所谓“殊难管辖”,显然是因为没有登入政府名籍之故。将其收为军兵,也就把这些原来在政府户籍控制体系外的人户编入政府的版籍。又据焦竑《国朝献征录》卷99《广东右参议王公溥传》记曰:“王溥……时兵起无粮无籍军,都司咨取甚亟。溥曰:‘国以民为本,今一概起取,赋税从何出耶?’遂奏闻。上是之,只起无籍,余皆获免。”亦可证明花茂建议收集无籍之人为军,在洪武时已经是通行的政策。崇祯《东莞县志》卷3《兵防志》列出洪武年间的“从军事由”,有以下数种:①
归附军:洪武元年,广东归附后,平章廖永忠收;
职目军:洪武四年,命山东参政何真回邑追籍前自称围主、元帅等名目;
水军:洪武十五年三月,南雄侯赵庸籍蜑户;
降民军:洪武十五年十月,平苏有兴贼,悉籍从贼者;
收集军:洪武十六年,命何真回邑收集旧部曲;
无籍军:洪武二十三年,籍军之脱漏户口者;
逃民军:洪武二十四年,都指挥花茂言:“东莞逋民附居海岛,殊难管辖。”遂籍之;
垛集军:洪武二十七年,钦差都督刘恭来邑验民户,有壮丁三人,垛集一兵,其二丁一丁者,辏为正、贴,二户共垛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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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崇祯《东莞县志》卷3《兵防志》,第345—347页。
建言军:洪武二十九年,讦诸人直言得失,被言者籍之;
达军:胡元遗种,本卫旧有数十名。正德间,尚有每里刺达火者,嘉靖间,唯羊宜住黑黑存。
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下,当时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家无恒产的流移人口大量被籍为军兵。在这个地区的很多族谱资料中,都可以看到这些政策实施的历史遗痕。①
了解这一背景就不难想见,黄佐的曾祖温德被“系诸尺伍”,在明代初年,实在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其祖黄从简是何真的部将,其家庭本来就是归附的军户。②不过,如果我们对黄从简和其子的事迹存有疑问的话,温德究竟因何种原因被“系诸尺伍”,就还有其他可能性了。揆诸情理,上引崇祯《东莞县志》中列举的各种情况(除“达军”外)都是可能的——若黄从简真有其人其事,那么黄温德可能一直承袭了“归附军”的身份,也可能是先逃脱,后再被追籍或收集为军;如果黄从简只是一虚构的人物,那么温德就有可能是由民户垛集,也有可能因其是逋民,或是无籍,或是蛋户被籍为军。
还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黄温德被“系诸尺伍”这段历史,黄佐的后人似乎有要加以淡化的倾向。前引黄培芳撰《黄氏家乘》所收前人撰写的文字,如黄佐的《自叙先世行状》和《香山县志》中的《朝贵公传》中,虽然保留着温德“系诸尺伍”的记载,但在《家乘》卷3中的温德小传,不但只字不提温德“系诸尺伍”事,而且把“广州右卫—调(东莞)南海卫—徙隶香山守御”的经历,改为“原居南海—侨寓东莞—葬香山”。《家乘》卷5有一篇记载温德生平的《朝贵府君年谱》,其中洪武元年纪事是完全空白的,洪武二年纪事中只有“公冠”二字。温德本来就没有多少有记录的事迹可辑成《年谱》,黄佐所记温德“系诸尺伍”的故事在有记载的温德生平中,也许是最具体又生动的一节,而且在家族历史上也是一个重要转折,竞不见录入年谱。《年谱》中呈现的温德其人,完完全全是一个落第士人的形象,与黄佐笔下那个被籍为军兵的温德判若两人。可见《年谱》编者的确是有意删削的。黄培芳在《黄氏家乘》序文中云:
吾族向有家乘,编自先文裕公,洎遭兵燹,家籍残阙,惜乎不可复睹,谨得康熙间重修钞本一帙。培芳童时即有志续修……嘉庆乙亥,一二父兄属为草创,爰定义例。适族兄永东出所藏丛残老谱,参互考订,更得其真……
由此看来,黄培芳修谱时,已经看不到黄佐撰修的版本,他录入《家乘》的黄佐《郡志自叙先世行状》是从《泰泉集》中辑出的。在谱系和小传中,有关温德的事迹,并没有采用黄佐原来的说法。③我估计可能在黄培芳之前,这个家族就已经改写了温德的经历。黄氏家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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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拙文:《传说、附会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中国谱牒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9—162页。
②在《双槐岁抄》中与黄从简并提的何真另一骁将高彬,随何真归附后,就隶属军籍,孙黄诗《送高文质游杭州》(见《西庵集》卷5)中有“君惜从戎佐南伯,归朝名在骁骑籍”句可证。
③嘉靖《香山县志》卷7《香山黄氏家乘序》(嘉靖三年翰林院修撰儒林郎经筵讲官同修国史高陵吕楠撰)中亦提到“自国初温德始有尺籍隶香山”,可见黄佐撰修的《家乘》关于温德的经历与《先世行状》所述是一致的。另外,明代与黄佐有关人士,如黎民表撰《泰泉先生黄公行状》(见《黄氏家乘》卷4,第17—30页)、文征明撰《处士黄温德墓志铭》(见嘉靖《广东通志》卷18《舆地志六》,第13页,但不见于各种文征明的文集)等文献中,也都很清楚说温德“隶香山尺籍”;不过,比黄佐更早时,由黄瑜请翰林修撰黎淳撰的《处士黄泗墓志铭》(见同上书)中,并未提及此事。
于温德“系诸尺伍”这段历史的记忆采取暖昧态度,并非要隐去他们祖先曾是卫所军籍这一事实,①但很明显,温德“系诸尺伍”经历,在后来的家族历史记忆中是被有意“淡忘”的。对于这种做法的用意,虽然不应随意揣测,但如果把从战功显赫的黄从简,到“与宗人定家礼,变夷习”的黄教,再到“举于乡,入成均”的黄瑜之间的家世连接起来,温德“系诸尺伍”的经历,多少有点“说不清”的味道。注意到这一事实,对于我们从这些文献中阅读明代地方社会的历史,多少会增加一些思考的余地。一个“家业荡然,惟潜心于学”的祖先,相较一个“以困苦之,居无何,又徙隶香山守御”的祖先,对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士大夫家族来说,不是一种可能更近真相的历史记忆吗!
(丁)子讳泗,字惟清,当家事日落,乃事懋迁以致裕。永乐丙申,邑大饥,谷价翔贵,独平粜,贫者造门,辄予之粟。尝有峒民来易粟,误倍其直。既去矣,会其数过赢,呼而还之,曰:“掩人之误而利其有,犹盗也,吾岂为哉?”正统末,盗李千户来攻香山城,城门闭者三月,民有菜色,为粥以饲之;子女有流离者,出金赎之,归其父母。乡人感其德义,称为长者。子讳瑜,字廷美,即先大父也。幼聪颖,明《尚书》,景泰丙子举于乡,入成均,与天下士讲肄,为文章必援经术,证时务,人尽逊谓弗如也。天顺癸未,疏正身正家六事,凡数千言。上之,触权贵,将得罪。赖吏部尚书王翱、户部侍郎薛远救之而免,繇是誉日章。
这里轻轻的一句“家事日落”,其实是黄温德在洪武初年被发充香山卫所军伍时困苦处境的写照。前文既然说温德是因为“慷慨辞不就”百夫长而被充军,可见他在卫所里大概只是普通军士。明代初年,卫所军士之困苦,正如朱元璋自己在《大诰武臣序》中所言:“那小军每苦楚也,不如猪狗……我许大年纪,见了多,摆布发落了多,从小受了苦多,军马中,我曾做军了来,与军同受苦来,这等艰难,备细知道。”
前面说过,在现存的《黄氏家乘》中,黄佐高祖温德这段籍充卫所军的经历被刻意淡化了,只留下了“家业荡然”几个字还透露出一点记忆的痕迹。不过,在《黄氏家乘》中,温德四个儿子的小传,多少还可看出这个家庭从困苦的卫所军户到后来发迹的转变的一点遗痕:
五世
洙,公字惟鲁,朝贵公长子,性醇谨……生洪武丙辰年十月乙亥……
泗,公字惟清,号源远,晚号七十翁,朝贵公次子,以子瑜贵赠文林郎,生洪武辛酉年五月二十四日申时,终景泰庚午年六月十二日辰时,年七十,徙居香山……按墓志……女二,长适武德将军钱世用,次适,凡客家谱网(http://www.fankhome.com/),作为国内最专业的“荔湾区修家谱价格”公司,选择凡客,等于选择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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