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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修家谱价格，而且记载亦多有阙疑。可以说，黄氏家世的历史，是到了黄佐或其祖黄瑜的时代，才开始有专门的文字记录。①所以，下一段有关黄佐先世在宋元间几代祖先的历史记载若真若伪，若隐若现，虚实难辨，亦不足为奇了。
(乙)汉卿生某，某生某，二世皆阙其名。某生处士文敬，文敬生迪功郎重载，重载生朝奉，即(万历本亦同，《黄氏家乘》作“郎”，若做“郎”，则此字应断为上句之末——引者)楚州监税雍，雍生元西台御史宪昭，以直谏驰声朝署。会禁汉人、南人不得蓄兵器，犯者论死。乃上疏言：天生五材，谁能去兵，苟以南北异视，人人疑惧，为变非小。忤虏(《黄氏家乘》“虏”改为“当时”——引者)君臣意，贬岭南，卒于途。子从简藐然孤孑入广，留家南海之西濠，是为始迁祖也(南海县中隅第十图民籍)。元末左丞何真起兵卫乡闾，众推奉为副，累有功，官至宣慰司副使。
此段列述黄佐家族之始祖以下八代之事迹，事虽简略，然有可论者数点，于本文论题有重要意义。兹先就黄氏入广之始迁祖从简之事实略加考辨，推及明初广东地方势力起伏之迹，或可裨于了解当时史事之一斑。
《郡志自述先世行状》有关黄从简的记述，所据史料为黄佐祖父黄瑜撰写的《双槐岁抄》卷1“何左丞赏罚”条。以吾眼见，此为传世史籍中有关黄从简之最早记载，姑先将全文引录于下：
东莞谢用宾京录何左丞真遗事言：“至正十五年，邑民王成、陈仲玉构乱，各称相公。真请于行省，举义兵除之。真躬擐甲胄，往擒仲玉以归，成筑砦自守。乃使其弟迪，骁将黄从简、高彬等顿兵围之，久之未下。真第三子贵日何三舍者，与从简皆勇而有谋，素相合，从简力请贵同往，密为表饵之术。成奴日阿巢者甘焉。时真下令募人，能缚成者钞十千。于是奴遂伺间缚成以出，真见而释之，引置上坐，笑谓曰：‘公奈何养虎遗患?’成掩面惭谢日：‘始以为猫，孰知其虎?’奴求赏，如数与之，使人具汤镬烹奴，且驾诸转轮车，人推之，又数人鸣鼓督奴，使号于众曰：‘四境毋如奴缚主，以罹此刑也。’又数人鸣钲督奴妻嘘火，奴一号，则群应之曰：‘四境有如奴缚主者视此。’于是人服其赏罚有章，以为光武待苍头子密不能过也。真自是益有功，颇自矜，从简多所规益。李质据有岭西，真欲并之，以从简谏而止。后归降，封东莞伯。”余高祖讳从简，元末以保障功官至宣慰副使，家传缺略，得谢所录而后知其详，因收入焉。予祖母关氏，南海山南人，虽出钜族，能服勤习俭。自洪武壬申称未亡人，足不出阈，尝谈先世行事，谓高祖保全李元帅，正谓此。永乐癸未仲冬，民舍大火，将及所居，他物不遑携，惟持谱牒拥蔽其面，吁天哀号，风反火回，得免煨烬。今家乘得存，祖母之功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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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明初东莞士人陈琏的《琴轩集》(东莞桥头村民委员会影印康熙六十年刻本)中，收录多篇族谱序。很多明初编写的族谱，都声称他们以前的谱牒在元代“毁于兵燹”。无论这些说法是否可信，都表明了一个普遍的事实：这些在明代前期编撰的族谱，基本上都没有现成的文字记录可为依凭。
②黄瑜：《双槐岁抄》卷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9页。
根据该条的说法，黄从简为元末何真部下的主要将领之一。但是，此段前半部分引东莞谢用宾(京)的《何左丞真遗事》，出处不明，未见著录，谢用宾(京)其人事迹亦无从稽考。黄佐编撰的嘉靖《广东通志》以及从明代以来各种版本的《东莞县志》，包括卷帙浩大、征引地方文献最为详尽的民国《东莞县志》在内，都不见著录，相信早已失逸，甚至黄佐本人也可能未曾得见。考诸明代史籍，有关元明之间广东军政史事的记载，提及黄从简其人其事的非常罕见，除《双槐岁抄》外，只见于黄佐编撰的《广东通志》卷59中：
至正十五年，邑民王成、陈仲玉构乱。真请于行省，举义兵除之。真躬擐甲胄，往擒仲玉以归。成筑砦自守。乃使其弟迪，骁将黄从简、高彬等顿兵围之，募人能缚成者，钞十千，未几，成奴缚之以出。
这段文字，在后来一些有关明初历史的文献中屡见袭用，如明清之际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徐开仁《明名臣言行录》等书的《何真传》中，提到黄从简的文字均与上引黄佐《广东通志》几乎完全相同，可以肯定皆出自黄佐《广东通志》。其实，明代多种记载何真事迹的史籍，包括官修史书《明实录》，以及其他有重要影响的史籍，如在黄佐之前由戴璟、张岳编纂的《广东通志初稿》，与黄佐几乎同时的高岱《皇明鸿猷录》(在黄佐《广东通志》刊刻前四年成书)，黄佐之后李贽的《续藏书》和何乔远的《名山藏》等等，大多没有这段文字。①最可注意的是，黄佐本人在《广东通志》刊刻前三十多年编撰的《广州人物传》中，不但完全没有提及黄从简其人，甚至连何真缚王成事也只字未提。据此，我相信史籍中有关黄从简的记述，都是出自黄瑜的《双槐岁抄》和黄佐以《双槐岁抄》为依据撰作的《广东通志》中的《何真传》，除此以外，明代文献中几乎完全没有关于黄从简的记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传世有关何真史事记载最为详尽、也最为重要的文献，是由何真之子何崇祖辑录的《庐江郡何氏家记》(以下简称《何氏家记》)。②其中不但没有片言只字提及黄从简其人，而且，有关何真缚王成事前因后果的记载，与《双槐岁抄》引录的纪事相比，前后异同不一。《何氏家记》载曰：
丙午年(引者按：即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成退守茶园营，攻之，坚壁不出。以木栏塞大桥头*[文+土]绝攻路，内起战楼，积矢石于上护之，诸将以为难。父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令曰：“能脱木栏一根，先至旗将下者，赏银拾两，次者递减。”将士闻令，人各采木为牌，或十余人、七八人，顶戴疾至栅下，兵随后，弓炮扰其楼上，使不得施其护栅之技。良久，栅木尽平，分道环攻，成迫宵遁，守水南营，茶园、石岗等营悉降。父移营西湖岸。无何。成家奴张进祖与雷万户杀成谋主陈日新，入白成曰：“日新欲反，已杀之。”成曰：“量肯背我，何便至此?”出明灯。雷万户等擒成，解赴军前。父释成缚，笑谓曰：“公奈何养虎遗患?”成惭曰：“始以为猫，孰知其虎?”遂槛车发回惠。先是，父榜谕众，能缚成者，赏银壹千两。至是，奴求赏，如数与之。使人具汤镬，驾转轮车，缚奴于上，促烹之，使人鸣鼓推车，号曰：“四境毋如奴缚主，以罹此刑。”又使呜钲，督奴妻炊火。奴一号，群应曰：“四境有如奴缚主者视此。”于是人服其赏罚有章，以为光武之待苍头子密不能及也。
此段文字，有关何真部进攻王成的情节，与《双槐岁抄》所记不同；但王成被缚之后的情节，与《双槐岁抄》几乎完全一致，连文字都相当雷同，相信同出一源。也就是说，两篇文字之间的主要差别，是《双槐岁抄》不但多了黄从简这个人物，而且突出了从简在这个事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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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焦竑的《国朝献征录》卷10《何真传》就是直接用了黄佐《广东通志》中的传文，大概由于《国朝献征录》的影响，黄佐的传文得以成为后来其他史籍中辗转因袭的一个重要来源。(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330—332页)
②收入《玄览堂丛书续集》第4册。
据《何氏家记》的辑录者何崇祖在自序中所言，《何氏家记》本来出自何真本人之手。何真在“洪武五年(1372)，公事余，辑录家记与义祠遗训”，并曾给宋濂阅览。洪武二十年，何真获封东莞伯后，命其子何崇祖“携家记并遗训及诗文回惠，藏于义祠”。至洪武二十六年，受蓝玉案牵连，何真子何荣、何贵、何宏被诛，何真家族“阖族丧于非命，祠废记亡”，何崇祖“偕子侄晦迹山林”。后来，由于当年九月朱元璋下诏：“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①何崇祖才得以“苟幸一生，复见天日”。至宣德九年(1434)何崇祖八十多岁时，再将《家记》梗概辑录成篇。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其后代何渐逞在万历三十二年的重抄本，1947年收入《玄览堂丛书续集》影印出版。该书记述何真事迹相当详细，尤其是元末何真起兵的历次战事，非亲历者不可能记载如此纤悉。揣之情理，如果何真亲手辑录的《家记》真的已经亡失，那么，除非何崇祖年轻时已经把何真的《家记》内容默记在心，否则也不可能在四十余年后仅凭记忆写出如此多的细节。所以我相信他手头至少有若干残简为辑录之依据。据此可相信这份《家记》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黄瑜在《双槐岁抄》中引述的谢用宾的《何左丞真遗事》，即使确有其文，也很可能是以《家记》为素材的，但为何在《家记》中提到的何真部下的大小头目数十，却没有只字提及黄从简。其中虚实，或许只能以疑存疑了。②
与明代文献中罕见有关黄从简的记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双槐岁抄》中与黄从简并提的何真另一“骁将”高彬，却在当时及后来的文献中留下了不少记载。在多种明代史籍中有关高彬的传略，大多附在何真另一部属简祖英传中，最早的应是黄佐《广州人物传》(《岭南遗书》本)卷11《简祖英传》的附传。其文曰：
又有高彬者，字文质，南海人，何真部曲也。仕元至万户，佩金虎符。入国朝，乃走江湖为巨贾。征为武职，固辞。久之，把笔学为诗，有奇语。孙黄称之“晚年日坐一小楼，读《易》不知其身之老也”。号蟾溪云。
同一段文字亦见于何乔远的《名山藏》、李贽的《续藏书》、傅维鳞的《明书》等史籍中，估计均源自黄佐。由这段简短的传文，可以看到高彬与元明之间广州著名文人孙黄之间有不一般的交谊，从孙黄的诗文亦可得证。③孙黄《西庵集》中，不但有多首与高彬往还之作，④在孙黄其他诗文中，也不止一处提到高彬。孙黄在其中一首《寄高彬》的七言律诗中，有“与君夙有通家好，堂上严亲未白头”句，足见孙黄与高彬关系非同一般。除了孙黄诗文外，有关高彬家世的最重要一条资料，也许要算明初大学士宋濂应高彬之请为其父撰写的《南海高君墓铭》。⑤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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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132《蓝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866页。
②民国《东莞县志》卷55《何真传》引《东莞伯家传》中有“先是，真使弟迪及骁将黄从简顿兵围王成，久术下”语，笔者未见《东莞伯家传》原文，同书《艺文志》中也只有根据《明史·艺文志》著录的何荣的《(何氏)家记》，没有著录这篇《家传》，故其撰人和成书年代均不可，凡客家谱网（http://www.fankhome.com/），作为国内最专业的“吉首修家谱价格”公司，选择凡客，等于选择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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