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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家谱印刷基先生认为，“黄安位于麻城之西部，孝感乡极可能并入了黄安。”①曹先生用 “极可能”一词表示了谨慎地猜测，但这个猜测只对了一半，因为孝感乡并入黄安的范围只有将近一半。乾隆《麻城县志》有一幅三乡区划图（附图二）,乡界恰如一个“丫”字，只是下面一竖有一个先向右后向左的弯曲。“丫”字的上部是太平乡，左边是仙居乡，右边是亭川乡。说明当时乡界划分均呈由城区向周围辐射型，除城区（明时称关厢）划入亭川乡外，其他各乡均与城厢接壤。可以想象，孝感并入仙居乡以后，面积占总版图的二分之一，幅员过广，于是将县仙居乡北部若干里甲划入太平乡，使三乡面积大体相当（附图三）。于是，太平乡辖区从麻东北扩展到麻西北，与黄陂接壤，乡界终于形成上面所说的“丫”字形状。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嘉靖42年设置黄安县时，从麻城划入的20里甲中，也包括太平乡部分里甲的原因。
二 孝感乡的里户数和人口
按照明朝的规定,在乡村中,人户被编成里甲。每110户为1里，推丁粮多者10户为长,余下百户为10甲，每甲有10户。这个规定到洪武14年（1381）开始规范化推行，同时规定每十年重新册定一次人口。前引康熙《麻城县志》有一个令很多人费解的问题，即原额分乡里数加起来超过了总数，等于137里，而不应是130里。其实，这两个数字也不矛盾，成书于天顺年间的《大明一统志》和弘治《黄州府志》均记载麻城为135里。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又记麻城为120里。这些不同时期的不同记载，正可以说明明朝初年麻城人口减少的速度之快。
上述引文中还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按原额全县137里，亭川乡只占总里数的22.3%。成化8年由25里并为24里，只减少1里，故其辖境亦应较为稳定。而太平、仙居两乡由112里并为50里，减少62里，说明两乡为麻城人口主要输出地。二是太平、仙居的原额112里中，包括了孝感乡的里数。那么，即使按三乡平均算，孝感乡也应有37里，何况孝感乡位于人口稠密的麻西南平原地区。因此，明初的孝感乡，当至少有4000余户，约2.5万人。
我们知道，朱元璋是在洪武14年（1381）开始在全国通过编制赋役黄册推行里甲制度的。前引康熙《麻城县志》所说的130里,应该是这时编定，并且是严格按照110户为一里编定的。因此我们可以据此推算出当时麻城的总户数为14300户,总人口约为8.5万（按户均6人计算）。即使按照6‰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明初至洪武14年，麻城人口应有90760以上。也就是说,14年时间，麻城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4000多人。这4000多人的消失，唯一的解释就是迁出了麻城。其中，孝感乡人至少在2000人左右。
表1： 明代麻城户口表
年 代
乡数
里 数 户 数 口 数 说 明
明 初 4 137 约15000 约90000
洪武14年（1381） 4 130 约14300 约85800
洪武24年（1391） 4 130 16252 122349 户均7.5人
成化8年（1472） 3 94 约10340 约72400
弘治5年（1492） 3 94 13423 131493 户均9.8人
注：洪武24年、弘治5年户口数均据弘治《黄州府志》卷3。康熙《麻城县志》记洪武24年户15809，口105112。我们认为前者更准确。
三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与孝感乡人口的动态平衡
我们以明初麻城的9万人为基数，以6‰的递增率计算，到成化8年，麻城总人口应该约有9.6万人。据表1知麻城成化8年实际约有7.2万人。也就是说，麻城全县人口输出能力只有约2.4万人。那么，孝感乡大量输出的人口是从那儿来的呢？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有关麻城和孝感乡的人口来源问题。
元末明初，江淮之间陷入长达十余年的战乱当中。西有陈友谅，中有朱元璋，东部则有张士诚，各路英豪崛起，相互厮杀火并。人口的急剧减少，使这一区域成为战后移民充实的主要地区。
麻城县位于大别山与长江之间，境内多高山丘陵，只孝感乡全部为土地肥沃的平原，自然成为移民们定居的理想选择。
民国麻城《陈氏宗谱》称：“我始祖陈太大人，系江右饶州府人氏也。饶州生齿繁庶，穿木为田，难容耕凿。开科擢起，有文、武二公，乃太祖同胞昆弟也。始祖意欲各立门户，闻红头巾作乱，杀戮甚众，土旷人稀。太祖乃抛弃故里，自饶历鄱阳风涛，经历险阻，至湖省黄州府，访黄麻二县界地，名黄泥畈落钗河古刹天齐庙一带，此处人心醇而风俗厚，遂以旅人寓焉。”
乾隆麻城《胡氏族谱•序》则称：“始祖胜三公生元顺帝年间，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罗塘乃其居址。尔时初被徐兵凶毒，继而友谅肆虐，而江州豫章之地，日无宁所，草木皆惊。一时望风远走者，正不止我祖矣。及洪武定鼎迁麻，其偕来胞兄荣一荣二，各居一处，我祖胜三公始析居兹土。”
民国《冯氏族谱•序》曰：“我族始祖念三公,由江右迁麻，至德荣公，乃念三公之次孙，即我分三世分支祖也。”又载旧谱（顺治元年）叙曰：“冯氏自宋元以来，历世二十，经年四百余矣。记始祖念三公，五世而有月潭公，元季随父避兵，迨至有明平定而后复业。”
光绪《凌氏宗谱》:“吾祖自始祖受辅公肇基于麻邑也久矣。缅维故都，则江西南昌府南昌县刘伶卫大栗树白石嘴。于明洪武六年偕妣而来。”
民国《彭氏族谱》：“（本邑）外籍不一，而江右独多。以余所见，逮余所闻者，皆各言江西云。夫邑之来江西者不止万族。”
乾隆《邹氏族谱》：“自始祖迁八公以元进士由江西来守于黄，因卜宅麻城之西北点兵。”
光绪《邓氏宗谱》：“至元明递嬗之际，流离转徙，丧乱初平，我祖南坡公始由南昌寄籍于麻城。”
宣统《黄安乡土志》记载的35个氏族中，有23个是从江西迁来，占65.7%。其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周氏家族，因为曹树基先生以为：“在麻城县志中，该家族中有40人名列其中，考中进士者竟有15人,是当地一赫赫有名的大家族，其来历不详,亦极可能为土著。”但光绪《麻城县志》卷33有一篇王世贞的《周鲁山先生墓志铭》,对周氏家族的来历记得非常清楚：“周之先不及考也，考自元末而有受七公者，从饶之鄱阳徙于黄，遂为黄麻城人。”
这样的例子我们同样可以举出很多，你如果在麻城随便问起谁的祖籍地,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会告诉你是江西,就象四川移民都说祖籍麻城一样。正是由于这些源源不断来到麻城的移民，使麻城的人口不断得到补充。以至全县总人口不仅不见减少，有时甚至有所增加（见表1）。
曹树基先生在详细分析江西迁入黄州府的人口情况后说：“洪武年间的黄州府有64.2万民籍人口，加上黄州卫和蕲春卫的二卫军人及其家属，折算之共有军籍移民3.4万人口，合计全府人口总数为67.6万。……民籍人口中至少有5万人口迁往毗邻的德安府，因为路近，他们不大可能马上在新地取得户籍，而实际上他们以不在户籍所在地生活。所以减去5万人口，全府人口为62.6万。其中移民人口占其62%，共有38.8万，移民人口中江西移民共有33.8万。……而民籍移民为30.4万。”①这30.4万人口，至少有10万人迁入麻城（不包括占移民人数13%的从江西以外迁入麻城的人口），而入居孝感乡的人口当在6万以上。
江西师大方志远教授认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首先“填”的都是平原及丘陵区，而“湖广填四川”几乎是与“江西填湖广”同时发生的。①大规模迁入的人口，保证了孝感乡人口的动态平衡和巨大的人口输出能力。
至于江西民众大量涌入江北地区的原因，我们赞同主要是逃避重赋的观点。江西在元末属于陈友谅的势力范围，即使在朱元璋统一全国以后，其残余势力仍然对明政权构成威胁。因此，江西地区长期遭受着明朝统治者的“重赋”待遇。
朱元璋在洪武4年（1371）曾下诏曰：
朕起布衣，深知民间疾苦。及亲率六师，南征北伐，……朕以中国精锐驻守遐荒，岂但风俗之殊，亦有寒暑之异，艰难万状，朕不忍言。然欲镇安吾民，必资守边之力，其于科征转运，未免劳民，理势相须，盖不得已。念尔江西之民，未归附时豪强割据，狼驱蚕食，资财空匮。及归附之后，供亿更繁，今已九年，其为困苦，朕甚愍焉。今年秋粮尽行蠲免，以济民难。……事有缓急，故恩有先后。咨尔人民，其体朕怀。
所谓“豪强割据”即是指陈友谅，陈友谅于至正23年（1363）为朱元璋所灭，至洪武4年正好九年。这个诏书明确说江西“归附之后，供亿更繁”，这正说明朱元璋在消灭陈友谅后，尽管江西“资财空匮”，还要加重江西的赋税负担，以至到洪武四年尚“其为困苦”。江西的这种情况，与江南一样，实际都是朱元璋对原先敌对势力占领区实行重赋政策的结果。
然朱元璋仅减免了一年秋粮，并未降低江西的赋税科则。洪武21年（1388），南昌府丰城县民反映赋税太重，朱元璋才降低江西的科则。《明太祖实录》卷190记载：
南昌府丰城县民言：农民佃管田一亩岁输五斗，诚为太重，愿减额以惠小民。户部定议一亩输四斗。上曰：“两浙及京畿土壤饶沃，输四斗；江西群（？郡）县地土颇硗瘠者，止令输三斗，著为令。”①
但每亩3斗的赋税，对土地瘠薄的当地来说，仍然是属于重赋。事实也正是如此，南昌府在明代始终存在重赋问题。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江西的瑞州（今高安、上高、宜丰三县地）、袁州（今萍乡、宜春、分宜、新余等市县地）二府。这与麻城移民大多来自这几个地方的记载是一致的。
我们再来看看黄州府的情况，弘治《黄州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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