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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修家谱价格以为我们提供进行统计的基本材料以外，某些家谱中还有现成的统计结果，比如《新乡朗公庙永安赵氏家谱》(2010年)就载有泳安赵氏家谱人员情况统计表》，据其统计，1994年12月至2010年5月的15年间，永安赵氏共增男170人，增女117人，可见其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移民史史料价值
“追本溯源”尊祖、敬宗、睦族”是编修家谱的重要目的，因而家谱一般都详细记载了姓氏源流与家族播迁的情况，这为我们研究移民史提供了翔实的史料。
如据《辉县黄水龙王庙璩氏族谱》(2000年)记载，龙王庙璩氏先祖在明洪武年间由山西洪洞县迁到河南林州拐山头，后又迁辉县盘上西沙岗、汲县(今河南卫辉)西拴马，清康熙年间尚文、尚武兄弟二人从西沙岗又迁到黄水沟龙王庙村。
《新乡洪门李村李氏族谱》(2000年)道光二十六年(1 846年)19世孙李国安撰《李氏族谱序》记载，其始祖原籍为江苏淮安府邳州偃武乡倚宿村，跟随明主朱元珲南征北战，后于洪武年间授职于宁山卫后所(今河南新乡一带)，遂在此繁衍生息。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新乡地区在明代有大量移民从山西、江苏等地迁入，其中包括一定数量的军户。
(四)社会史、风俗史史料价值
现代学者认为，社会史研究，尤其是明清以来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要走向田野与社会才会有更多的新发现，这样可以更好地读懂文献、可以搜集和扩充史料，而家谱文献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史料来源“。
如《获嘉岳寨岳氏族谱》(1955年)民国三十年(1941年)19世孙岳邦贤《续修族谱序》，记载了抗日战争时期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状况，“适值兵燹扰攘之际，匪特躁躏土地，且加以土匪横行，人情惶惶，朝不保夕。”
《辉县黄水龙王庙璩氏族谱》(2000年)收录了璩诒伦供稿、璩诒埙执笔的《龙王庙古今谈》，该文谈及龙王庙村名由来、地理位置及新中国成立前后龙王庙村貌对比。又言20世纪40年代村里没有外姓，种地靠天收，老一辈年轻时每天都是吃两顿饭，老先祖四五十岁就去世了。新中国成立后，龙王庙的面貌得到了大大的改观，记载了粮食增产、交通改善、开发花岗岩创收等事。这对研究中原农村社会变迁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风俗是一种文化积淀，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中原家谱中对风俗文化的记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风俗史料。
例如《获嘉岳寨岳氏族谱》(1955年)与《辉县峪河穆家营王氏族谱》(2008年)所载《家谱条例》均规定“每岁正月初一日五更、清明节、七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祭物会首预备”该条记载对中原风俗史研究颇为有益，由此可见获嘉岳氏家族、辉县穆家营王氏家族每年至少在上述四个节气祭祀祖先，这与豫北地区许多家族是相同的，这种祭祖风俗在豫北地区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
(五)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
家谱中记述人物事迹的传记文献，虽然其主观目的是赞扬先祖，教育子孙后代，但客观上也为我们留下了对传主人在世时一些历史事件的零星记载。
比如《辉县峪河周氏族谱》(2008年)中的《节烈》部分记载了清末捻军在辉县的一则史料“百禄妻崔氏生二子，长日德清年八岁，次日原清年六岁，四子书皆能成诵。当同治六年(1867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捻匪入境抢掠村中。氏日：余誓不受辱。投井而死。其子兄弟二人皆日：我母即死，余何生乎。兄弟二人亦投井随母而死。”
又如《长垣王相如王氏家谱》(2012年)点滴记载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原地区的暴行，“鸿祥公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五月初十同三弟在场打麦，日本侵略军由场边经过，当时逃避不及，被日本军杀害。”
(六)区域史、历史地理学史料价值
在传统社会，一个家族一般聚族而居，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家谱对该地区的各种事物记载较多，对研究区域史及该地区的历史地理提供了良好素材。
《辉县峪河周氏族谱》(2008年)载《八世文学公传》，其中记载了有关峪河历史地理的史料，“吾村东北一里许，有峪河渡口，北通三晋，南连吴越，盖孔道也。惜旧无桥梁……府君约本村生员、何公维昆，与同族人等，倡首起义，修成大石桥一座，名之日通济。”
同谱《十世乡都司公传》记载了明末的一条史料，“遭明之季，流贼蜂起，所过摧残鸡犬不得安宁，而峪河逼近(太)行山，尤绿林客所往来出入之路，父老妇女恒有苦其害……。”
这两条史料都描述了当时峪河重要的交通地位，对研究辉县历史及晋豫之间的交通均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七)经济史史料价值
族产是一个家族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因此有关族产的记载也是家谱的一个重要内容。家谱中有关祠堂、族田、族市、族塾、山林等的详细记载，为我们研究家族经济及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史料。
据《辉县峪河周氏族谱》(2008年)之《祠堂》记载，“宣统二年(1910年)以后，建捶棚楼招商租赁，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增修瓦屋门市房一处，又买祭田二十亩，有一定收入，用于族中事业。”从族谱相关记载可知，峪河地处交通要道，这客观上为周氏家族经商牟利提供了便利条件。
(八)灾害史史料价值
灾害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甚至家族的繁衍生息，因而在家谱中对灾害的记载也很常见，这为我们研究灾害史提供了大量有用的史料。
如《辉县峪河周氏族谱》(2008年)光绪十四年(1 888年)16世孙周学超撰《族谱序》中记有一条辉县灾害史料，“先绪三年(1877年)大荒之后，期间之遭荒逃散、死亡灭绝者不忍枚举，即有二三族人无恙，多不知其祖若父名讳者……。”由此可见辉县光绪三年大荒之严重。《辉县峪河穆家营王氏族谱》(2008年)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12世孙王秉福撰《续修族谱序》记载，自清咸丰五年(1855年)创谱300余年来，曾有族人“岁值凶荒流亡异地”，很有可能即是指上述《辉县峪河周氏族谱》(2008年)记载的光绪三年(1 877年)的大荒。
(九)思想史史料价值
谱序表达了撰写人的思想，而其思想正是当时社会思潮的反映，因而谱序对研究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想特别是普通民众的思想状况提供了良好素材。
如《新乡朗公庙吕氏家谱》(2010年)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安澜撰《吕氏族谱序》就可以为研究思想史提供素材。王安澜(1857～1908年)，字静波，新乡县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曾任怀庆府知府。光绪十八年(1 891年)授翰林院编修，书艺精道，擅长楷书。甲午战争爆发后，曾上奏弹劾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丧权辱国的罪行。在八国联军入侵之时，他招募兵勇抵御外寇南侵。后弃官返乡从教兴学，被誉为中州一代名儒，河南著名教育家，被公推为河南省高等学堂监督，曾与汲县李时灿、辉县史绪任创建经正书舍。该序在“西力东侵”的历史背景下，鼓励家族和睦团结，‘族族而合”以便“统四万万之黄种为一群一、团结起来，“震历鼓舞共竞存于优胜劣败之中……乃不为天演之公例所淘汰”，共同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该序体现了王安澜受天演论影响、热爱祖国、反对割让领土、呼吁抵抗侵略等思想，对清末中原绅士阶层思想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十)文学史史料价值
家谱中往往收录有族人的文学作品，或者是与本族有关的其他人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却不一定保存在其他的文献之中，因而更加凸显了家谱的文学史史料价值。
如《新乡定国村郭氏族谱》(2006年)上卷载有《历史名人咏郭氏诗选》，选录了郭田、孙奇逢、李旭春、戴铭等历代名人的诗作数十首，对研究明清时期的中原文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郭氏族谱》由郭泪创谱于明万历年间，被称为“新乡姓氏族谱之始”，该谱首卷是根据道光、光绪、民国藏板本影印，其中首篇序文《郭氏族谱序》是在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由一代大儒孙奇逢所撰写，也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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