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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荫家谱印刷自排行。如秦七秦少游、黄八黄庭坚、柳八柳宗元、元九元稹、李十二李白、韩十八韩愈、白二十二白居易、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白居易《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等，后渐成社会风俗，流风所及一部份人就以排行入名；今人有李谷一、郭一凡、黄一、伊一、李一男、陈一舟等，私下以行第称呼的更多的不得了，但数字风最盛行的还是集中在宋末到明初这段时间，主要原因有两种原因：
一、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
清朝人俞椒春在他的《春在堂随笔中》写道：“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此于《元史》无征，然证以明高皇(朱元璋)所称其兄之名，正是如此”。
也就是说，元朝规定普通无职权的老百姓只能用排行和父母年龄相加来取名，纵观家谱，虽然各朝各代都有用行第相互称呼，但行第只是代称而已，把这个作为自己名字却很少看到，而在元代，出现以纯数字为名的现象却很普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事实摆在这儿，为什么《元史》、《元典章》还有《大元通志条格》等正史却查不到任何信息呢？先看看满清文字狱，其禁止民间记录和编修前朝历史，为此还引出两大案子：
1、庄廷鑨《明史》案：浙江乌程南浔镇富户庄廷鑨，买得明朝大学士朱国祯的明史遗稿，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吴炎、潘柽章等十六人加以编辑。康熙二年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刻字工汤达甫、印刷工李祥甫，书店老板王云蛟、陆德儒也惨遭屠戮。庄廷鑨之弟庄廷钺被凌迟处死，全族获罪；李令皙及其子李礽焘等四人、朱佑明及其子朱念绍、朱彦绍、朱克绍和侄子朱绎先后被斩杀，妻子徐氏吞金自尽，李令皙的幼子十六岁，法司命他减供一岁，得免死充军。少年不肯，最后一并处斩；董二酉当时已死，尸体被从棺材中挖出，肢解成36块，子董与沂，也被诛杀。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本是告发者之一，亦以“私藏逆书久不上缴”罪名被处斩。苏州浒墅关主事李继白因买书被杀。学政胡尚衡、松江提督梁化凤、守道张武烈等人以重金行贿得免。范骧、查继佐、陆圻三人因吴三桂手下红人吴六奇之助，无罪开释。告发者吴之荣得到庄允城、朱佑明两家大量财产。康熙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庄廷鑨明史案正式结案，此案先后因此狱牵连千余人，所有被羁押的犯人在杭州虎林军营被集中宣判执行，囚犯集中在弼教坊广场上等候发落。被杀者共七十余人，其中庄廷钺、李令皙、茅元铭、蒋麟征、张寯、韦元介、潘柽章、吴炎、吴之镕、吴之铭等十四人凌迟处死；杭州将军松奎，浙江巡抚朱昌祚以下所有官员，革职查办，撺掇松奎收贿的程维藩被诛。归安，乌程的两名学官处斩。湖州原任知府陈永命于康熙元年罢官，至山东台儿庄，自缢于旅馆。棺材被运回杭州，开棺磔尸。其弟江甯县知县陈永赖，也同时被斩。归安县学新任训导王兆祯、推官李焕、湖州新任知府谭希闵（到任只半月）等人处绞。妻子被发配东北沈阳附近的宁古塔者几百人。顾炎武在山西汾阳闻知惨事，悲愤万状，作《书潘吴二子事》及《祭吴潘二节士诗》。
2、戴名世《南山集》案：康熙朝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家作奴仆。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由此可见，满清政府对明间编写明史的汉族知识分子采取的是残酷的刑法和镇压，目的就是严禁汉人自己编写自己的史料。而当今中国二十四史中的明史是满清从顺治二年开始到乾隆四年前后历时九十四年完成的满清版《明史》。
元修《宋史》用两年，明修《元史》用两年，满清修《明史》用了近百年，如果说前朝修史都草率，满清用百年时间修《明史》是出于严谨，那么乾隆皇帝让全国各地进献图书来修完《四库全书》后，为什么要禁毁原始文献？当时禁毁的原始文献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这些书都是《四库全书》的原始资料，如今因为被禁毁，导致很多资料无法查找来源和考证。这难道就是满清的严谨修史的态度？对满清这种做法唯一的解释就是满清篡改前朝历史，并以修《四库全书》的手段来辅助篡改明史的目的。那些书目和法律一样，环环相扣，单纯篡改明史肯定是达不到效果的，所以其他配套的书目也跟着遭殃。
现如今，每当讨论到满蒙与汉人的历史，凡涉及到元清两朝负面信息时，满蒙民族群众均以没有正史记载为由极力否认这些历史，让汉人拿出正史依据出来反驳，可满清禁毁关于前朝的任何记载几乎是全面的彻底的，数目数都数不过来，凡是对于像满旗、蒙古这样少数民族统治不利的资料全部删改，在这种情况下，你能从正史里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吗？近现代的南京大屠杀都被日本人否认，那些过了几百年的历史又能如何？再说有些事情政府做过了的并不一定非要明令记载，比如现今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游 行 示 威 等集 会的自由，但又有多少人能申请到呢？你说申请不到吗，但像各地什么反 日游 行都公开进行，若干年后，后人是不是可以透过法律条文和游 行照片认为我们时代的游 行集 会是非常自 由的呢？
虽然部分满蒙后人极力否认他们对汉族的屠 杀、剃发易服等各种行为，但还是可以从地方志和民间野史记录中看出，虽然国家强调民族融合，说这话并不是搞 民族 主 义，为的只是探求历史的真实性。
言归正传，关于元朝数字人名，也有人在《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里找到元代至正年间的一张契约，契约最后留下的两个人的姓名一个叫谢和甫，还有个叫谢德羽。认为这个就可以推翻俞椒春的说法，但我觉得，能写契约的，且通过字迹行间，那字也写得非常漂亮，可以看出他们是读书人，不说是举人什么的，至少也是邑庠生秀才等，俞椒春说的“庶人无职者”，这个职并不全是官职，他的“庶人无职者”是指没有手艺和技能的普通老百姓，相似现在卖力气的农民工群体，因中国是农业大国，在广大百姓眼里，种田是很普遍的事情，人人都会，不算职业，只有那些做官的、经商的、教书授业、文艺杂技等才算体面的职业，像田园诗人陶渊明都是在家种田的。因此，契约上名字不能证明元朝普通百姓能取名。
也有说元朝对知识分子的不重视（在其对待科举上确实能体现这点），使得元朝教育相对落后，从而导致文盲率较高，加之元代是典型的等级社会、政治制度十分严酷，族分四等，人分十级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样的后果就是老百姓的名字随意化。
我也相信文化程度低下会造成名字随意，古人常说“贱名好养”，但为什么家谱上不出现“牛”、“狗”、“猫”、“桌子”、“椅子”？也不会像日本出现“田中”、“河边”、“上井”？而非得用数字呢？如果说数字笔画少，但也不全是现在的简体写法，有的在数字前还加了“保”、“祖”、“省”、“福”等，可见并不是因为笔画少的缘故，一定是有规定要求必须数字。如果说这个规定来自宗族，那么除了王氏宗谱有，人家姓朱的、姓刘的、姓汤的等也有？那只能说明这个规定来自国家要求的。不然全国各宗族没有这么统一。
如果说这是社会流行的，那么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白朴等文化先贤们为什么不用数字名字？虽然各时期不泛数字人名，大多也只是代号而已，像现在人们私下相互称呼“老大”、“老二”、“老三”、“老五”，但没有像元代这样把数字名当作正名（大名）的。
历史不作记载并不等于历史没有发生过，因为这时期的数字名字集中且出奇的普遍。
二、社会背景造成的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它不仅记录着该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包罗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于是便迅速发展起来。
由于家谱以前都是由官方修编的，到了宋代（欧阳修、苏轼），由于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风气开始兴盛。总的来看，宋元时代民间私修家谱尚未形成风气，并不普遍，而这一情形的转变主要是在明代。镇江丹徒《茅氏宗谱》序文记载其茅家有文字的家谱是从明代开始的，明代以前则是口传家谱。而我们《新安琅琊王氏王氏统谱》最早的版本也是明代王应斗编修的。
目前宗谱格式都是参照北宋欧阳修和苏轼的，从新安琅琊王氏谱中可以看出第四世（以璧公为第一世）就开始用数字名字了，推算其也是生活在宋朝初期，宋朝除了欧苏两人官修家谱外，到后期放由民间私修，但因为没有形成风气，加上技术不成熟，所以修谱不普遍，大多流于口传形式。
到了明朝，后人想修谱，但宋末到明初这段时间没有修谱了（官方也不修了），那些靠口传遗留下来的资料自然有限，很多祖先名字就记不住了，唯一只能记住祖先的排行，就像现在的人可能不知道自己爷爷或祖爷爷叫什么名字，但他们肯定知道自己爷爷和祖爷爷在他们兄弟中是排行。虽然有坟墓，但蒙元对汉人实行大屠杀，造成人口到处迁徙，蒙元一度想把汉人灭族，多亏耶律楚材坚决反对蒙元残暴行为，让蒙元意识到汉人还有纳税的功能，才拯救了汉人，在这其中很多人死后无坟、无碑，加之人员迁徙，后人也一时难以找到那些坟墓，因此修谱时，只能以排行来记名了，只有那些会写字的或有点名望的人通过书信、契约、文学作品和传说故事形式记录下来了名字。
还有就是明代时期，民间修谱盛行，宗族要求同辈人以行第命名，以显示家族团结、势力庞大， 如同现在有些地方堂兄弟也分别用行第排序，我一同学“八叔”就是以行第排列来称呼的。
虽然上述第二种说法也有可能，我们王家以数字人名这种方式修谱，难道其他姓氏也，凡客家谱网（http://www.fankhome.com/），作为国内最专业的“嘉荫家谱印刷”公司，选择凡客，等于选择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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