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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区文化部门对家谱修编的指示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由此可见，满清政府对明间编写明史的汉族知识分子采取的是残酷的刑法和镇压，目的就是严禁汉人自己编写自己的史料。而当今中国二十四史中的明史是满清从顺治二年开始到乾隆四年前后历时九十四年完成的满清版《明史》。
元修《宋史》用两年，明修《元史》用两年，满清修《明史》用了近百年，如果说前朝修史都草率，满清用百年时间修《明史》是出于严谨，那么乾隆皇帝让全国各地进献图书来修完《四库全书》后，为什么要禁毁原始文献？当时禁毁的原始文献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这些书都是《四库全书》的原始资料，如今因为被禁毁，导致很多资料无法查找来源和考证。这难道就是满清的严谨修史的态度？对满清这种做法唯一的解释就是满清篡改前朝历史，并以修《四库全书》的手段来辅助篡改明史的目的。那些书目和法律一样，环环相扣，单纯篡改明史肯定是达不到效果的，所以其他配套的书目也跟着遭殃。
现如今，每当讨论到满蒙与汉人的历史，凡涉及到元清两朝负面信息时，满蒙民族群众均以没有正史记载为由极力否认这些历史，让汉人拿出正史依据出来反驳，可满清禁毁关于前朝的任何记载几乎是全面的彻底的，数目数都数不过来，凡是对于像满旗、蒙古这样少数民族统治不利的资料全部删改，在这种情况下，你能从正史里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吗？近现代的南京大屠杀都被日本人否认，那些过了几百年的历史又能如何？再说有些事情政府做过了的并不一定非要明令记载，比如现今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游 行 示 威 等集 会的自由，但又有多少人能申请到呢？你说申请不到吗，但像各地什么反 日游 行都公开进行，若干年后，后人是不是可以透过法律条文和游 行照片认为我们时代的游 行集 会是非常自 由的呢？
虽然部分满蒙后人极力否认他们对汉族的屠 杀、剃发易服等各种行为，但还是可以从地方志和民间野史记录中看出，虽然国家强调民族融合，说这话并不是搞 民族 主 义，为的只是探求历史的真实性。
言归正传，关于元朝数字人名，也有人在《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里找到元代至正年间的一张契约，契约最后留下的两个人的姓名一个叫谢和甫，还有个叫谢德羽。认为这个就可以推翻俞椒春的说法，但我觉得，能写契约的，且通过字迹行间，那字也写得非常漂亮，可以看出他们是读书人，不说是举人什么的，至少也是邑庠生秀才等，俞椒春说的“庶人无职者”，这个职并不全是官职，他的“庶人无职者”是指没有手艺和技能的普通老百姓，相似现在卖力气的农民工群体，因中国是农业大国，在广大百姓眼里，种田是很普遍的事情，人人都会，不算职业，只有那些做官的、经商的、教书授业、文艺杂技等才算体面的职业，像田园诗人陶渊明都是在家种田的。因此，契约上名字不能证明元朝普通百姓能取名。
也有说元朝对知识分子的不重视（在其对待科举上确实能体现这点），使得元朝教育相对落后，从而导致文盲率较高，加之元代是典型的等级社会、政治制度十分严酷，族分四等，人分十级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样的后果就是老百姓的名字随意化。
我也相信文化程度低下会造成名字随意，古人常说“贱名好养”，但为什么家谱上不出现“牛”、“狗”、“猫”、“桌子”、“椅子”？也不会像日本出现“田中”、“河边”、“上井”？而非得用数字呢？如果说数字笔画少，但也不全是现在的简体写法，有的在数字前还加了“保”、“祖”、“省”、“福”等，可见并不是因为笔画少的缘故，一定是有规定要求必须数字。如果说这个规定来自宗族，那么除了王氏宗谱有，人家姓朱的、姓刘的、姓汤的等也有？那只能说明这个规定来自国家要求的。不然全国各宗族没有这么统一。
如果说这是社会流行的，那么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白朴等文化先贤们为什么不用数字名字？虽然各时期不泛数字人名，大多也只是代号而已，像现在人们私下相互称呼“老大”、“老二”、“老三”、“老五”，但没有像元代这样把数字名当作正名（大名）的。
历史不作记载并不等于历史没有发生过，因为这时期的数字名字集中且出奇的普遍。
二、社会背景造成的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它不仅记录着该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包罗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于是便迅速发展起来。
由于家谱以前都是由官方修编的，到了宋代（欧阳修、苏轼），由于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风气开始兴盛。总的来看，宋元时代民间私修家谱尚未形成风气，并不普遍，而这一情形的转变主要是在明代。镇江丹徒《茅氏宗谱》序文记载其茅家有文字的家谱是从明代开始的，明代以前则是口传家谱。而我们《新安琅琊王氏王氏统谱》最早的版本也是明代王应斗编修的。
目前宗谱格式都是参照北宋欧阳修和苏轼的，从新安琅琊王氏谱中可以看出第四世（以璧公为第一世）就开始用数字名字了，推算其也是生活在宋朝初期，宋朝除了欧苏两人官修家谱外，到后期放由民间私修，但因为没有形成风气，加上技术不成熟，所以修谱不普遍，大多流于口传形式。
到了明朝，后人想修谱，但宋末到明初这段时间没有修谱了（官方也不修了），那些靠口传遗留下来的资料自然有限，很多祖先名字就记不住了，唯一只能记住祖先的排行，就像现在的人可能不知道自己爷爷或祖爷爷叫什么名字，但他们肯定知道自己爷爷和祖爷爷在他们兄弟中是排行。虽然有坟墓，但蒙元对汉人实行大屠杀，造成人口到处迁徙，蒙元一度想把汉人灭族，多亏耶律楚材坚决反对蒙元残暴行为，让蒙元意识到汉人还有纳税的功能，才拯救了汉人，在这其中很多人死后无坟、无碑，加之人员迁徙，后人也一时难以找到那些坟墓，因此修谱时，只能以排行来记名了，只有那些会写字的或有点名望的人通过书信、契约、文学作品和传说故事形式记录下来了名字。
还有就是明代时期，民间修谱盛行，宗族要求同辈人以行第命名，以显示家族团结、势力庞大， 如同现在有些地方堂兄弟也分别用行第排序，我一同学“八叔”就是以行第排列来称呼的。
虽然上述第二种说法也有可能，我们王家以数字人名这种方式修谱，难道其他姓氏也能心灵相通跟着？现今各姓氏家谱此时期的人物都是数字的，如果是家谱编修时搞的，我想各姓氏修谱时，肯定有一本范本家谱作为参考，但家谱作为宗族的神圣符号，一直深藏民间、秘不示人。谁的会拿出来做为范本呢？
要说传统习俗或社会流行风气造成数字名字，那也是不太可能的，“贱名好养”的习俗并未局限在数字里，他们完全可以取“牛儿”、“狗儿”等，也有说是前人“行第”习俗，可李白、柳宗元、黄庭坚、白居易虽然私下被人称呼行第，可他们那称呼只是代号而已，并没有作为正名（大名），如果说社会风气流行的，但也不会从宋末流行到明初吧？一个没有文化内涵的名字靠什么来流行三朝？那就是政治手段干预。
宋末北方被蒙元实际控制，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人为的民族分化政策，把国内的各族人民分为四等、十级。北方汉人被列为三等，南方汉人被列为四等，均是最低等的，蒙元采取了“初夜权”、“庶人无职数字名”、“多户共一把菜刀”、“汉人不准习武”等诸多压迫汉人的政策，不然如何体现汉人低劣呢？但现在的满蒙民族部分人员均否认那些说法，说汉人仅仅只是不能在朝廷担任重要职务和正职？如果这样的话，那不为官的普通汉人也就低劣不到哪里去。
不过清代、民国初期修谱时，谱局编纂人员开始把数字名字慢慢隐入字号里面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家族字辈新取的名字了，谱局编纂人员不但给祖先按谱牒字辈取名作号，还给很多祖先拟作了很多画像。如太子晋画像就五花八门，有老人版的，有青少年版的，有官像版，有庶人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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