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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河区家谱设计兵，资应援。”在天下大乱的危机下，梅之焕建立起一支“梅家军”，保家保乡保地方，“张献忠西兵所在焚掠，每过沈庄，必敛兵免胄，稽首而去”。
自梅之焕始，麻城乃至黄州、蕲州，各地官绅地主多行仿效，聚家丁、族人于山寨自保。一时间，大别山南北涌现数百座山寨，最著名者有蕲黄四十八寨，后发展为江淮七十二寨。这些山寨始则御草寇，继则拒清兵，风云数十年，此蹶彼兴，直至康熙十三年被于成龙最后剿灭。此种现象也吸引了欧美汉学家的眼球，四年前，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先生专程来到麻城，请笔者带其考察麻城山寨，听说回国后写了一本关于麻城的书，名为《红雨》。
3、“里仁会奴变”与张献忠据麻城
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十二日，梅之焕病逝，年67岁。未及两年，麻城即发生“里仁会奴变”。
清代史学家计六奇对这次事件作了相关记载：“癸未（崇祯十六年）四月，麻城宦仆李人（里仁）会聚众叛主，城中大乱，乡野亦起兵数万，围困半月不克，……(里仁会)遣人缒城下，由间道请救。时献忠…… ，麻城使者至，大喜，即刻期进兵。乡兵闻之，各解围走。献忠入麻城。城中降者五万七千人。献忠别立一军，号为新营。勇士将之，势复大盛。”（3）
①清钱谦益《梅长公传》见麻城《梅氏族谱》卷首中册第七十六页
②万延《明故嘉议大夫巡抚甘肃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梅公行状》见《梅氏族谱》卷之首中册六十七页
（3）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
“里仁会”是由那些人组成的，因何聚众叛主？《梅氏族谱》中存有一篇《雪萝答客问》。雪萝自称老僧，在梅之焕去世五年后作此答客问。文曰：“里仁者，故居士（指梅之焕）所募练游兵。流寇甫入楚，居士虑诸恶仆及城中无赖子莫羁縻，故集而为兵,署五哨，自将之，日与周旋。匪利以御寇，正防其投寇。岁费廪饩数千金。……居士殁，部曲零落。李沧汇将凌逼梅李诸孤，惮诸恶少，欲芟除之，有漏言，又平夺其队长商元之子妇，人人自危，起而图之。虽地下两大老与沧汇相忘，而洪明诸人顾以为国士报冤也。由是两会合并，事益侜张”。 ①
可见，所谓“里仁会”，其核心骨干，正是梅之焕所招募的那些寨兵，其中自然也包括那些“江西炮手”和钱谦益所说 “无籍恶少”。这些人在失去强权者的阴翳后，在面临新的统治势力强暴凌逼下，铤而走险，终于奋起造反了。参加奴变起义的，自然还有其他巨族的家丁仆隶。清代方志学家王葆心曾说，“楚士大夫仆隶之盛甲天下，麻城尤甚。梅、刘、田、李，强宗右姓家僮不下三、四千人。” 麻城在明代考中进士者136人，大小官员数以千计，其他世族著姓也或多或少蓄有家奴。故在明末清初二三十年间，曾先后三次发生奴变。至顺治八年（1651年），终于迫使大清律例对主仆关系作出专项规定。
再者，雪萝僧以同情口吻提到的“洪明诸人”之事，光绪《麻城县志》记述为，“里民明承祖及仆辈洪楼先等结里仁直道二会，活埋杀所仇以倡乱，各乡寨鸠众围城讨乱”。 ② 梅家在这场奴变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不言自明。
总而言之，里仁会奴变的直接结果是，被乡绅山寨势力围困在县城中的造反者派汤志缒城，至安徽潜山县请来张献忠农民军解围，四月初六日张献忠入城，城中五万七千人归附张部。以故，在四川被称为“杀人魔王”的张献忠，在麻城的表现是“献忠终未戮城内一人”。 “武进士洪正龙率千余人降，献忠优礼相待。并改麻城为常胜州，以曾参与里仁会诸生周文江为知州，农民军始建地方政权。”（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连梅之焕的外孙、四部尚书李长庚的侄孙李中素，当时年仅10岁，也偷偷跑出家门参加了起义军。
4、重建孝感厅
关于张献忠重建孝感厅，除上述邹知新《都碑记》所记外，钱谦益在《梅长公传》之结尾也述及，张献忠曾到沈家庄祭坟。“长公殁后二年，癸未三月，献贼陷麻城，戒勿犯梅氏，羊酒祭长公坟，罗拜而去。”从“里仁会”与梅家的渊源，我们可以认为，已经“零落”的原梅家军“部曲”，构成了“里仁会”及刚刚成立之“新营”的核心力量，原来的“队长”之类，自然成为义军军官，他们与旧主沟通，达成某种默契。其前因是，“李沧汇将凌逼梅李诸孤，惮诸恶少”，可见梅家主仆是相互依存的。因此，才有了张献忠的“祭坟”之行，才能在沈家庄“富人沈万三秀雕彩之古宅依议复置孝感厅”。以故，“梅宗长者亦默如忘言。”
①麻城《梅氏族谱》卷之首中册八十一页
②《麻城县志》光绪八年刻本卷三十七“大事记“一
②麻城《梅氏族谱》卷首中 《雪萝答客问》
（4）《黄冈市志》卷二十八第1427页
“孝感厅”有何职能？邹文也说得明白，即“招合流旧，计丁授田”。流旧，自然是梅之焕那些“零落”的“部曲”；而计丁授田，对以土地为命根的贫苦农民、特别是流民，更具有极大吸引力。借用沈家庄的地名地利和“梅家军”的旧日声威，农民起义军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连克鄂东各州县，5月克武昌，献忠称“西王”。
8月初，孝感厅随着张献忠在军事上的失利而垮台。虽然短命，但在麻城人、特别是那些先跟随梅之焕，后投入张献忠义军的将士心目中，对“孝感乡”这一地名，无疑留下了深刻印象。
5、麻城“新营“大部入蜀，孝感乡地名带入四川
关于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中麻城“新营”的最后归宿，《黄冈市志》的记述为“黄、麻归附张献忠农民军的人员大部随军西进入川。”王葆心在《蕲黄四十八寨纪事》中则具体记述为“七月，献忠拔营入蜀。其降贼诸孽随献忠入蜀者，有伪振武营总兵麻城洪正隆、伪英勇营总兵黄冈张其在、伪龙韬营总兵麻城商元。”①主编《清代四川史》的王纲先生也认为“这些部队都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西进四川。虽然在作战中牺牲了不少，但有相当部分都仍留在四川，只不过因为大西军坚持抗清，被清政府一直视为‘贼寇’,他们在四川定居下来不敢言其身份而已。现在四川许多人都言祖籍系湖北麻城，可能有不少人的祖宗就是麻城参加大西军的那五万七千人中之一。”②据道光《中江县志》卷六记载：“杨可举，字春吾。顺治三年（1646年）脱献贼之祸。六年（1649年）投效总督李国英标下。时中江未设县官，总督以可举能，又熟悉本邑事，檄委代理。时邑境人稀地广，朝夕与居者惟投诚数百余人。”
可见在清朝初年，四川中江县最早的人口来源，就是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残部的数百人，而且极可能有相当数量的麻城人。他们在向后人说起自己的籍贯时，极有可能笼统言之：来自麻城孝感乡。
有了这批清朝初年最早在四川落脚的“孝感乡”农民军残余，渐成势力，后来者或真或假加以附会，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也就不足为奇了。笔者亦在麻城众多族谱中发现一个普遍现象，自清初康熙年间至嘉庆年间，各族谱牒大量记载着迁徙川、渝、陕、豫、黔、滇者和本省他县的族人名字，以川、渝为众。麻城中馆驿镇梓树畈刘氏谱谍记载，自麻城迁往川、滇、黔三省的第一代迁徙者有260余人(只载户主姓名，妇女儿童不计)，散落在进川途中之鄂西、川北、陕南三角地带的寄籍者，亦有100余人(仅累计自麻城迁出的第一代迁徙者)。白果镇罗姓，清代也有300余人首迁四川。上述两例，尚未统计其族谱中大量“被寇掳去”和“外出未归”的不知下落者。
清代麻城移民大批入川，除上述各种社会因素外，尚有两大要素有待考证。一是设在麻城西南水陆交通枢纽歧亭镇的黄州同知府（民间称“二府衙”）在移民中所起的作用；二是清乾隆后因商品经济之发展而形成的“黄州帮”（由麻城人发起并占主要成分），往返川渝贸易，偕当地同籍移民广建“帝主宫”，联络同乡，其作用亦不可低估。因篇幅所限，他文另述。
总之，笔者以为，探寻麻城孝感乡移民现象之历史渊源，研究这一场持续数百年的长江走廊上自东而西、自下游溯上游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必须重视对“麻城地域社会”的解剖透视，方能破解众多“哥德巴赫猜想”。
①清 王葆心《蕲黄四十八寨纪事》卷一“鄂寨篇”，原书存黄冈市档案馆
②王纲《清代四川史》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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