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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涞水印刷家谱哪家最好？－10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如对北京市民的一项社会声望调查发现，在100个职业中，排在最后十位的是乡镇企业工人，进城经商的农民，单位保安人员，进城做工的农民，搬运工，保姆、包工头、废品收购人员、人力车夫、传达室人员。[见李强（著）《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第7－9页。]
其次，农民工的低社会声望，又和他（她）们在城市被歧视联系在一起。关于农民工的被歧视，已经有很多研究。总起来说，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劳动福利权益的被剥夺，如他们超时工作，每天达十多个小时，且得不到劳动法规定的加班工资；他们的工资常被拖欠；他们得不到应得的劳动保护，致使职业病、工伤事故频繁发生；他们的生活条件通常很差（常住工棚、空间狭小、潮湿拥挤、蚊蝇滋生、饮食简单、营养单调），等等。[见李强（著）《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第244－59页。也见于华江、任大鹏、李小运、左停（著）“第二章：2003－2004年中国农民权益保护”，及张蓉、李红菊、王妍蕾、陈素娥、崔红梅、徐启飞（著）“第十二章：2003－2004年中国农民工流动就业状况”，载于李小云、左停、叶敬忠（主编）《2003－2004中国农村情况报告》，第42－3页，第313－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 第二，是加著在他们身上的诸多制度性限制。 比如农民工在城里做工、居住，需办证件多种。2001年的北京市即要求他们办《流动人口证》、《暂住证》、《就业证》、《健康证》、《婚育证》、《职业资格证书》等。办齐这些证件，除了花去不少精力之外，还要付出400－500元。除此之外，城市还限制农民工可以从事的行业和工种。比如2001年的南京市便限制他们只能做诸如建筑、环卫、矿井、装卸、搬运、泥瓦等劳动量大、技术含量低、挣钱少的工作，而限制他们做清洁工、营销员、厨工等，并禁止他们做商店营业员、宾馆服务员、电工、驾驶员等。北京市在2000年将限制使用农民工的行业增加到103个。他们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最险及城市人最不愿干的“五最”行业。[ 见孙立平（著）“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流动”，载于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第15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农民工的那些证件，还动不动就被用工单位扣留，借此限制他们的自由，使他们即使在自己权益受到损坏时，也不能够离开该单位。也见上述李小云等（著）“第二章”，第41；张蓉等（著）“第十二章”，第309－10页。] 2003年中共中央出台政策，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也有城市开始取消《暂住证》。[见张大勇、于占杰、江小青、常华堂、王燕华、黄颖（著）“第六章：2003－2004年中国农村社会保障”，载于李小云、左停、叶敬忠（主编）《2003－2004中国农村情况报告》，第156－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还见中国“三农”形势跟踪调查课题组及中汉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部（编）《小康中国痛：来自底层中国的调查报告》，第170－3页。] 但政策真正得到实施，而且能够大面积铺开，恐怕还有相当的难度。以上这两点可以说是制度性的歧视。尽管得到局部改善，但是如果户籍制度不彻底改革，恐怕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三，个体性和制度性歧视的混合。一些田野调查提供了不少“城里人经常欺负人”的案例。有些可能是个人行为，但这种现象太多了之后，实际上已经可以被看作是制度性的歧视。比如黑恶势力、地痞流氓对农民工的欺压、打工妹被拐卖、蹂躏；汽车售票员看你是乡下人，就抬高票价；职业中介把你骗到人家里做活，活完之后说你做得不好，把你赶走；工商局的人掀外地来城市摆摊、卖菜的人的桌子、砸他们的东西；城管罚款，开票就罚得多，不开就罚得少；你即使有《暂住证》，但派出所可以说你没有固定职业，如果不罚款，就让你去干半个月的苦力活，之后将你遣送回乡。但是因为在城里挣钱，即使被罚，也比农村多，所以人们还是会再回来。[见李强（著）《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第260页。也见中国“三农”形势跟踪调查课题组及中汉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部（编）《小康中国痛：来自底层中国的调查报告》，第175－6，322－3页。]
总之，农民工劳动福利权益的被剥夺、加著在他们身上的种种限制，以及他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感受到的其它种种个人性和制度性的歧视，都只能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农民在城市里是二等公民。他们所从事职业的社会声望最低，也就不太奇怪了。当然我们可以说，或许工人所从事的职业本来声望就是靠后的，城市工、农民工皆然。但是城市工人的声望却是在“农民”工人的声望之上的。下节讨论的城乡差别，会进一步凸现这个问题。
2）城乡差别与不平等
城乡差别是一个老话题了。在马克思那时就有了。在中国急速发展的今天，那些城乡差距仍然存在，如何减少乃至消灭城乡差距，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本节对城乡差距的讨论只限于凸现农民和市民的区别，进而了解到底什么叫农民。农民和市民在韦伯指出的生活方式、教育机会等问题上到底有哪些不同，以至于他们被认为有不同的社会地位，是处在二等公民的位置上？我们将只简单介绍政治、社会、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问题上的不平等。
政治上的不平等。早在1953年，中央政府就已经规定，在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中，“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是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8倍。也就是说，农村每一选民的实际选举权是城市每一选民的实际选举权的1/8；在选举省、县人民代表时，农村选民的选举权则分别是城市选举权的5/1和1/4”。[见中国“三农”形势跟踪调查课题组及中汉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部（编）《小康中国痛：来自底层中国的调查报告》，第173－4页。] 1995年选举法修改之后，之前的8倍现在被减少到4倍，但是政治不平等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社会保障上的不平等。同样，早在1951年和1953年，中央政府就规定了城市企事业单位职工的福利，比如公费医疗、丧葬抚恤、退休金、养老金、产假、住房等种种待遇，而农民的生老病死却全部要靠他们自己负责。改革开发之后，并没有多大变化。在1999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中，城市人均413元，而农村则只有14元，相差29.5倍。[见孙立平（著）“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流动”，第151－2页。] 在最低生活保障方面，城市已经做到“应保尽保”，但农村则刚刚开始，而且力度也小。[见张大勇等（著）“第六章：2003－2004年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第146－52页。] 2007年中央出台了新政策，“重点保障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等生活常年困难的农村居民”。[ 见“全国农村今年建最低生活保障”《澳门日报》，2007年5月24日，A9。] 但由于杯水车薪，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巨大差距看来并不会缩小太多。
医疗卫生、生活环境上的不平等。张晓山先生的研究指出，如今占中国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只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换句话说，全中国另外30％的人口占了其80％的卫生资源。世界银行的调查也显示了类似的分配比例。[ 引自秦晖（著），《实践自由》，第152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也见张大勇等（著）“第六章：2003－2004年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第138页。] 之间的不平等，对革命了近一个世纪的共产党人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新的合作医疗制度在2003年出台之后，国家与地方政府分别承担了一部分买医疗保险的本金，但农民的负担，由于收入不多的原因，还是较重。另外因为不是所有农民都参加了合作医疗，而且保险公司承担的医疗费用比例较小，于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仍然是常见现象。再加上农村医疗条件的简陋，医疗水平的参差不齐，国家投入的力度不够等，城市和农村的不平等还是显而易见的。[见张大勇等（著）“第六章：2003－2004年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第140－6页。]
在生活环境上，城市的敞口厕所已经逐渐在消失，而农村的敞口厕所却没有多大改变。由于没有垃圾收集站等设施，农民或把垃圾堆在村前屋后，或倒入山沟水塘。这些都导致了局部空气污浊，蚊蝇滋生，时刻都在损害着农民的健康。[ 见汪力斌、李鸥、肖艳（著）“第十章：2003－2004年中国农村妇女状况”，载于李小云、左停、叶敬忠（主编）《2003－2004中国农村情况报告》，第28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 这和在城市中国家和市政府对环境卫生的重视、投资并使其得到大幅改善的状况是无法相比的。李景汉等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河北定县做社会调查后在其报告中讲，“公众卫生及个人卫生习惯尚谈不到，三房（厨房、卧房、茅房）情况，一塌糊涂”。[ 见李景汉（编）《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251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定县调查距今已近一个世纪，如果说农村在厨房与卧房方面，在改革开放以来，改善还不错的话，茅房的情况则改善不大。整体公共卫生状况，如上所言，也改善不大。在私人卫生方面，也正如田翠琴和齐心2001年在他们的河北调查中所发现的，“家里没有洗澡设备的经济欠发达村的占79.7％、经济中度发达村的占59.2％、经济发达村的占23.2％。”[见田翠琴、齐心（著）《农民闲暇》，第290－1页。] 而且即使有洗澡设备，多数人家也是用所谓的“热水袋”，只能在夏天用，冬季只能洗一、二次澡。另一个调查发现，在山西运城农村95％的农民家庭没有牙刷，而毛巾在相当多的农户中少有用途的区分。[ 同上，第291页。] 这些情况在城市中都是罕见的。由此可见公共和私人卫生在农村之缺乏。
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在城市，几乎100％的学龄儿童均可入学，在农村，每年尚有100万儿童不能入学。1985年城市小学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入初中，农村则只有64％。在城市，由初中升高中的比例从1985年的40％提高到1999年的55.4％，农村则从22.3%下降到18.6％。1989年高校录取的新生，来自农村的占44％，城市的则占56％。换句话说，城市人民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是农民的4.9倍。下面这一段话可以形象地告诉我们城乡在教育机会上的不平，凡客家谱网（http://www.fankhome.com/），作为国内最专业的“请问涞水印刷家谱哪家最好？”公司，选择凡客，等于选择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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